「我還有五個孩子要照顧，我的丈夫在打零工，白天不在家。 如果孩子只有一些不舒服我不會帶她來看病，除非情況變糟。醫院離我住的地方很遠，我不能總是跑來。」<麻疹在索馬利亞一些地區高度流行，不分季節，影響各年齡的兒童。
一位肝癌患者固定來急診抽腹水，結果意外驗出陽性，被送到專責病房隔離。隔離期間，病房沒有超音波、也沒有人會抽水，只好透過電話遠距教學。結果病人挨了兩針，下針位置不對也沒引流成功，原就難忍的腹脹還得多捱十天，讓他與太太都滿腹苦水….
對成長中的青少年，處於這「禮樂崩壞」的「美麗新世界」，他們太容易疏離於父母師友，既沒有切身的指引，恐怕連反抗的對象也無從尋覓。在這樣的情況下，社群媒體剛好填補了這權威的空隙。社群媒體的多樣性帶給他們自由選擇的錯覺，一旦陷入其間，找到了無數「志同道合」的人，就很難拔身而出。
老師正和一位病人僵持著，已經重複了好幾輪相似的對話，卻從來沒有交集。「打開我的病歷，病史裡寫得清清楚楚，我不是沒有來由就跟妳討藥。我有十五種疾病，每一種都很嚴重，我只需要妳開給我三天的嗎啡來止痛。」老師直視著他，仍是搖了搖頭：「我不能輕易地開給你。嗎啡是一條不歸路。」
槍擊案，兇手的動機不一。有些是政治原因，罪惡、暴力、搶劫，或者精神不穩、憤怒，因而用衝動、不理性的發洩去傷害他人。社會的暴力行為增加的一些原因，是因為社會孤立，和他人接觸交往越來越少。超過三分之一的美國人表示他們從未與鄰居互動過。
「病房 B 床的陪病者有症狀，同一間病房的患者要不要採檢？」「C 床確診了，要匡列的人有哪些？」「E 醫師要開單時被系統擋住，怎麼申請開單權限？」「同事 G 剛剛的 PCR 結果陰性，可以回來上班嗎？」「護理師 H 陽性耶！誰要負責通報？怎麼通報？」
努力對抗生病的過程常常覺得很辛苦，常抱怨努力後獲得的太少、進步太慢，但一點點好消息總能讓我精神大振喜出望外。在知道有癲癇之前，在自我小小的世界裡過得很滿足，我常想：「我這麼幸福，我會不會把我一輩子的幸福都用光光了呢？」
入院後超音波檢查、斷層掃描、胃鏡、抽血數值的檢查結果皆不理想，醫生建議儘快開刀切除。在那一刻，彷彿只聽得到自己的絕望與無助，只知道自己將要面臨一個艱鉅又被迫接受的挑戰；想大聲的抱怨，卻只能在心中無聲地吶喊著：「哎呀，為什麼又是我啊？該怎麼辦呢？」
記得第一次癲癇發作，在醫院醒來時感覺十分疲憊、全身酸痛，連呼吸時也痛，聽到的聲響都伴隨著轟隆隆的回音，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當時才15歲的我很害怕，不知所措、哭個不停，這是第一次發作後醒來的深刻印象。住院檢查短短幾天裡，時間過得很慢，對於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更是無從得知…..
「嗚嗚嗚…是當時爸爸在急診喊痛，醫護人員卻都沒有要處理，我一時情緒激動，才不小心對他們動手，孝順爸爸乃人之常情，人人都有爸爸，我向大家道歉，尋求社會諒解…」、「唉…情緒激動，難免嘛！人家也不是故意的，現在也很有誠意，拿了 3000 塊來和解，我們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如果在這時候「放棄」維生醫療，就好像是自己殺了爸爸一樣，他希望爸爸可以多活一天是一天，即使身上必須插滿管子，對於自己違反父親意願的決定，讓病人在過世前受盡折磨覺得不安。如果是他自己遇到生命末期，他會選擇不急救、不要用人工的方式去維持生命，但是對於父親，因為愛，他沒辦法放手。
在最近的一則法院判決 ，病人父母已經簽署DNR，但醫院及醫師仍然被告，且最高法院以薄弱的理由，廢棄原本醫院與醫師勝訴的高院判決，是一件令人悲傷的裁判。病人的父親主張，病人並非重症不可治病患，亦未經具相關專科醫師資格者診斷確為末期病人，被告醫院竟違法令病人的父母簽立DNR。
我國在民國89年訂定了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給予DNR的法律地位。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7條規定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應有病人本人或家屬簽署DNR。如以法律條文字面上的解釋，在醫療處置過程中沒有醫師判斷是否應給予心肺復甦術的權限。
「他爸媽養他長大，好不容易考上台大醫科，拿到醫師證書，現在突然不從醫了。你說混得不好幾年後可以再回來，但你覺得適合嗎？他回來後，他學弟妹都變成他學長姐，而未來 20 年、30 年後，從前表現比他差的同學都當上了某醫院主任、院長了，他卻沒有他們的地位和收入，你覺得他不會後悔嗎？」
「醫師，會使請恁檢查一下，阮翁的病是不是頷胿腺（甲狀腺）的問題？」提出的人是病人的太太。洪太太自述去年曾被診斷甲狀腺癌並且動過刀，覺得先生食慾差與無力的情形與過去的她相符而一直希望我們能讓先生延長住院時間，同時安排甲狀腺穿刺檢查。
當時我們並不知道那是轟炸或是家裡什麼東西爆炸了。我們只聽到了很大的聲音並感覺到房子在震動，我看到自己的手被炸斷，就這樣掛在我的手臂上。因為當時是齋戒月，所以家族成員們都待在一起。房子的部分已被炸毀，我兩個表親被炸死，另一個親戚則成了身體殘障….
2019年我簽下短期合約，加入無國界醫生（MSF）。當時正值拉薩熱高峰期，團隊需要照顧病患的支援人力。2018年，奈及利亞這個區域爆發了一場大規模拉薩熱疫情。許多醫護人員因為無法獲得合適的個人防護裝備，冒著生命危險照顧患者，有些人甚至在服務期間死亡。
因新冠肺炎疫情的關係，住院病人無法開放親友探病，而照顧者需要採檢確定無感染新冠肺炎病毒才能陪病照護。有些病患因此缺乏親友的探視，甚至沒有家人陪伴住院照顧的病患也較以往常見，有的時候減少了與病人的親屬溝通的機會，所以家屬可能容易產生誤解，或是對病情急轉直下的錯愕及遺憾。
2019年全美竟多達530萬名青少年使用電子煙。更不幸的是，同年8月開始一連串的「電子煙相關肺傷害」通報事件，直至2020年2月止，美國官方共通報2807位住院確診病例，半數以上住進加護病房，其中逾八成為35歲以下年輕人，最終68人死亡。
大部分的病人或家屬並不具備醫學專業背景，即使醫療團隊盡量用淺白的方式來說明，也很難在短時間消化大量的專有名詞與相關醫學資訊，更何況是面對威脅生命的癌症，光聽到癌症二字腦中就亂成一團。回去之後親朋好友可能又提供了更多的意見，這些狀況都會讓病人與家屬陷入更大的抉擇困難。
這片沼澤森林佈滿溪流，小路狹窄顛簸，樹枝和植物長得很長，劃傷我的手臂，時不時就有樹幹擋住去路。或是只有一座由樹幹搭成的橋，一次只能通過一台摩托車。途中，一位婦女走向我們。當她聽到我們的疫苗接種活動時，她淚流滿面的說她的五個孩子死於麻疹，並懇求我們為剩下的孩子接種疫苗。
「好的，讓我們去看看你的病人。」 一名開放性骨折患者的傷口很大，雙腿接受負壓引流。這孩子情況相當穩定，但病情嚴重。我們與孩子的父母交談，詢問他們是否想要進行醫療撤離。 第一位母親說：「我希望我的孩子獲得醫療撤離，我認為這是我孩子保住雙腿的唯一機會。」孩子看著我們說：「我想再走路。」
我出生在馬里烏波爾，在這裡度過我的一生。我在這裡受教育、在這裡工作，在馬里烏波爾渡過了美好時光。當無國界醫生決定錄取我時，我很開心能從事這份有意義工作。在馬里烏波爾的日子曾經那麼地好。然而，一夕間，這裡成為真實的地獄。
八個月大的娜依許（Nyayesh）已經昏迷三天了，她母親坐在她身旁一邊輕撫著她，一邊輕聲哼歌。染上肺炎讓娜依許本來就虛弱的身體更加衰弱，小兒科醫生蘇維•柯比（Solveig Köbe）說：「娜依許被送到我們這裡時，嚴重呼吸衰竭，已經休克、失去意識，心血管系統非常虛弱。」
王伊蕾醫生在學生時期即嚮往加入無國界醫生，但因公費生需服務滿一定年限，結婚生子後又有家庭的責任，夢想被擱置了二十年。有天，她無意間得知MSF需要女性婦產科醫師，因為在一些風氣保守的國家，婦女不被允許找男醫生看診。「當下感覺是一種召喚。」於是放下開業診所，踏上首個救援任務的旅途。
所謂「簽床」，就是將等候入住病房的病人，配對至病房的空床位。向來知悉各科通常由總醫師負責簽床，但一直不覺得簽床是一項多了得的任務 ── 不就是將人塞進洞裡嗎？有人在等床，那如果有空出來的洞，把人塞進洞裡不就完事了嗎？哪要費什麼工夫？
癲癇最有代表性的表現，就是眼睛上吊、四肢抽動，伴隨失去意識，也正是一般民眾理解的「羊癲瘋」。癲癇患者 99.999 % 以上的時間，跟一般人沒有兩樣，真正發作（seizure）只在那不到 0.001 % 的時間。但這短暫的時間，卻會對患者造成一輩子影響…..
據統計，罕見疾病平均需要 7 年才能診斷出來。當罕病患者來到醫生面前，大多醫生都是第一次見到，恐怕也只有在書上看過。而看過也不一定記得，記得也不一定有想到，即使有想到、有懷疑，也常不夠有信心或相應的臨床資源進行診斷。病患在追求診斷的漫長過程中，面臨大量醫源性副作用，及高昂財務支出。
雖然知道她是病人，這是她病態的表現，但我心裡的火苗還是一下子點著了。我心裡在說：「我犧牲了自己的生活來陪你，你一點都不知道珍惜！」委屈在我心裡翻騰，吸去了我的能量。突然一下，我就覺得興味索然，情緒低落，再也不想在媽媽身邊待著了……
位於肯亞的達達阿比難民營已經存在30年，絕大多數是索馬利亞人。但肯亞政府和聯合國難民署發表聯合聲明，將在 2022年6月關閉難民營，沒有完善的後續安排計畫，難民群體也沒有太多時間能做準備，不僅失去目前不算多的援助，也沒有可持續的解決方案，難民群體會面臨更糟糕的情況。
四百人。這是我們現在在阿富汗拉什卡爾加的布斯特（Boost）醫院每個月治療的嚴重營養不良兒童的人數。孩子們都不滿五歲。其中很多還患有令人擔憂的併發症，如肺炎、腹瀉或胃腸道問題。人們從很遠的地區趕來我們的醫院。這趟路程可能花上三個多小時。對病重的孩子而言，路途實在太遙遠了。
許多患者來自貧困社區，以及這些社區裡最貧困的家庭。當症狀開始時，他們不一定有錢能去看醫生。有時，他們認為這種病是因鬼神之力引起，因此不尋求醫療照護，或者去找民俗治療師。所以當他們把孩子帶到我們的醫療中心時，壞疽性口炎造成的傷害已經很嚴重了…..
八月時海地發生7.2級的強震，無國界醫生在數天內迅速應對，整理出100噸的物資進行第一次運送，以兩架貨機從比利時運往海地。其中包括有：建立緊急醫療設施所需的配備，能供給三萬人飲水的供水系統設備，以及能提供三萬名病患醫療照護的醫療物資。
「我老是覺得頭很緊，我快要『瘋了』。我會聽到聲音並自言自語，我對每個人都充滿懷疑，我有妄想症狀，無法再工作了。我受疼痛和視力模糊等身體症狀所苦，於是開始尋求幫助。而有人告訴我，我只是眼睛有毛病。」阿比蘭去找靈療師接受治療，他接受了多次電擊療法，但沒有奏效…..
「我們會先觀察至少3天，看看腦幹的功能是不是都沒辦法再恢復了。如果是的話，我們一定會盡全力幫助你們完成這個心願。」我這樣告訴媽媽。「如果做出器官捐贈這個決定，面對到其他親友的不同意見，就請他們全部來一趟醫院，我會一一跟他們說明。」
「她以前都沒有說過啊！我們怎麼會知道她想要怎麼樣啦？」姐姐語帶哽咽、激動的說著。『不然，我們搏杯（擲筊）看看，直接問媽媽好不好？』看到病人胸前掛的平安符，又想到我之前有讓他們使用過符水，我突然就冒出了這句話。「醫師，可是媽媽現在這個樣子，我們要怎麼問啊？」
隔天，老先生的孩子又來了，說要撤銷DNR，說他們有去請教過律師。律師告訴他們，如果簽了DNR 就等於是主動「放棄急救」，未來要提告醫師或醫院時，就會非常不利。我向他們解釋，並再三確認他們的想法：『撤掉DNR後，一旦病人心跳停止，醫療人員就會上去壓胸與進行一連串的急救措施，到時候，爸爸很可能會被壓到七孔流血、肋骨斷裂，你們忍心嗎？』
在不同的難民營和平民保護基地中，每天有3至5名兒童死於可預防疾病，例如瘧疾。同時，被迫生活在露天，灌木叢和沼澤地的人們一再地被迫暴露在疾病和極度飢餓中……
忘記多久之後，又或是多久以前，我看見了他在另一科工作的消息。那時心裡其實挺難過的。難過，不是因為急診少了他，或他少了急診，而是深刻瞭解 AAD 有多麼不容易，以及一旦發生，當事人必定會經歷什麼。
我們大多數精神病人都出現了抑鬱症和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等症狀。在2021年4月至8月期間，我們所收治的新病患中有64%有自殺的念頭，令人震驚的是有高達14%有實際自殺的風險…..
當環境糟糕到逼迫身陷其中的人做出如此的選擇，不去檢討體制，反而是針對個人進行檢討，這就像是大街上某位女性被強暴，男性集體不去怪罪強暴犯，還指責她穿得太暴露一樣。我非常堅定地相信，會提出「自主離院」的想法本身，就是一件勇敢的、了不起的事，因為唯有清晰地意識到人生的道路只有一趟，一個人才能夠具備充足的勇氣，逆著人群的方向前行。
找到工作本身並不困難，也不是最需要考慮的。最困難也最重要的是，面對現在的處境，你是不是真正非常清楚、非常堅定地知道自己 「想要追求怎麼樣的生活」？以及你現在的「努力」與「所要追求的生活」，究竟有什麼樣的關係？
我也曾經，把外界的評價作為快樂的來源 ，發現自己逐漸失去自我慰藉的能力。於是我用寫作反思， 企圖縮短醫生與凡人之間的距離。醫生並非超人。 和病人一樣， 我們也必須吃，睡，呼吸， 休息，運動，玩樂，並承認自己不完美。
「黑佬！誰給你權利喊累了？」他們用槍猛打我的頭，然後是我的背和全身。他們偷了我的手機、錢、我所有的財物。我全身的衣服都沾滿了血，我自己包紮了我的頭。他們打我的眼睛，我再也看不清遠處的東西，太陽很大的時候也看不清楚。
這幾個月，身邊的一位擔任住院醫師的朋友，跟我講說他現階段所遇到的問題，跟我講說他近期很低落、很難過，不想再繼續做下去了……當時，我覺得他只是一時的發洩，但再次跟他交流，也才確認了他其實真的已身心俱疲……
幾年過去，最後烙印在自己心中的不是那些紛雜的醫學知識，而是少數幾幕曾使自己深刻悸動的畫面，這些來自於某些醫病場合及師生場合下，所冶煉出的高溫 ──那種溫度，往往關乎一個完整的人。
衝突逼近赫拉特時，人們都非常擔心，我也不例外。3個小時內，塔利班完全控制了這座城市。
目前，我們是在赫拉特工作的唯一國際組織。以前，我們還可以把人們介紹給其他醫療機構，但現在我感覺，當人們來找我們時，我們是他們最後的選擇。我們現在有更多的責任，更多的挑戰。有很多工作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