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精神科住院醫師的訓練過程中,反覆學習到的是診斷性會談的重要。儘管生物精神醫學已有長足的進展,精神科醫師要做出診斷,主要仰賴的仍是會談,透過與病人的互動來收集資訊、仔細推敲,並擬定後續的治療計畫。換言之,雖然有診斷準則的存在,但診斷的「工具」,正是精神科醫師本身。
剛來腎臟科時,學長問我要不要試著total care,意思是要我全權負責病患的醫療處置。一床70多歲、主訴發燒及半身無力的阿嬤,仔細但快速地瀏覽過她的病史和藥單。她的初步診斷為泌尿道感染,而床邊的理學檢查證實,阿嬤的右肢比左肢無力一些,連平舉雙手都做不到。感染會有這樣的情形嗎?
「他爸媽養他長大,好不容易考上台大醫科,拿到醫師證書,現在突然不從醫了。你說混得不好幾年後可以再回來,但你覺得適合嗎?他回來後,他學弟妹都變成他學長姐,而未來 20 年、30 年後,從前表現比他差的同學都當上了某醫院主任、院長了,他卻沒有他們的地位和收入,你覺得他不會後悔嗎?」
死死握著細細的氧氣鼻管,劉宗瑀像是抓著汪洋中的稻草,人來人往、嘈雜的急診室中,她只能聽見自己急促的呼吸聲……「再這樣下去,會有病人死的,而我跟肚子裡的小孩也……」恐懼加上喘不上氣,緊緊攫住劉宗瑀的心臟,恍惚間,她突然醒悟:「我怎麼把自己逼到這個地步?這根本不是在救人,而是在殺人!」
我知道自己非常幸運,明明還是個毛頭小子,卻有機會屢屢看見人生終站的真實樣貌、生死夾縫間的人性光輝、人類在疾病面前的渺小和凜然,以及為了深愛之人努力活下去的勇氣和堅強。這讓我明白,許多時候,死亡並不是人生最後的終點,而是靈魂轉車的地方,轉乘到其他人心中繼續活著。
忘記多久之後,又或是多久以前,我看見了他在另一科工作的消息。那時心裡其實挺難過的。難過,不是因為急診少了他,或他少了急診,而是深刻瞭解 AAD 有多麼不容易,以及一旦發生,當事人必定會經歷什麼。
當環境糟糕到逼迫身陷其中的人做出如此的選擇,不去檢討體制,反而是針對個人進行檢討,這就像是大街上某位女性被強暴,男性集體不去怪罪強暴犯,還指責她穿得太暴露一樣。我非常堅定地相信,會提出「自主離院」的想法本身,就是一件勇敢的、了不起的事,因為唯有清晰地意識到人生的道路只有一趟,一個人才能夠具備充足的勇氣,逆著人群的方向前行。
找到工作本身並不困難,也不是最需要考慮的。最困難也最重要的是,面對現在的處境,你是不是真正非常清楚、非常堅定地知道自己 「想要追求怎麼樣的生活」?以及你現在的「努力」與「所要追求的生活」,究竟有什麼樣的關係?
這幾個月,身邊的一位擔任住院醫師的朋友,跟我講說他現階段所遇到的問題,跟我講說他近期很低落、很難過,不想再繼續做下去了……當時,我覺得他只是一時的發洩,但再次跟他交流,也才確認了他其實真的已身心俱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