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和謙醫師
昨天值班，晚上六點半，護理師 call 我說，有個病人在病房內跌倒了。
抵達病房時，見病人已被移回床上，幾位護理師圍繞在病人床邊，架設心電圖監測器、測量病人血氧、壓 ambu （急救甦醒球）。
走近一看，發現病人是約莫 60 歲的男性，一旁沒有家屬或看護陪伴，頭部外觀無明顯外傷或出血，但嘴唇發白、叫喚無反應。
剛才已先在護理站快速查閱病人病歷，見其病歷上的診斷只有肺炎。原本想說，大概只是單純跌倒，意識沒有回復的話要做頭部電腦斷層，但情況與預想的相差甚多。
我進一步詢問，剛剛是誰、怎麼發現他跌倒的？護理師說她十分鐘前，來發藥的時候，病人還意識清楚，好好地躺在床上。剛剛再進來時，便發現他已倒在地下。由於隔壁床是空床，沒人目睹事故瞬間。
護理師很快裝上心電圖監測器，見其心跳徘徊在每分鐘 20–50 下（有規則的 QRS 波，但無 P 波），並能摸到薄弱的脈搏。病人呼吸不明顯，我們藉由擠壓甦醒球來維持氣道灌流（叩 mask）。然而，嘗試一小陣子後，發現不論怎麼調整手指上的血氧監測器，都偵測不到血氧濃度。
接下來呢？我猶豫要再繼續壓甦醒球，等血氧濃度回復穩定後再插管，還是要立刻插管。
護理師告訴我，這病人是遊民，沒有家屬 ── 更正確地說，我們不確定他是否有家屬。他是以遊民身份入院，但入院後家屬從未出現。其中一位護理師立刻去查找他的基本資料，也撥了電腦記錄的聯絡人電話，但不是空號，就是沒人接聽。
這尷尬了 ── 由於病人本人已失去意識，也欠缺能出面決定處置方向的家屬。在這樣的情況下，醫護人員基於「保護自己」，通常會選擇採取延續生命的「積極」處置，避免觸法 ── 不論處置代價為何，不論接下來病人的生活品質如何，只要有機會延長病人生命的醫療工具，絕大多數都會用上：插管、電擊、壓胸、電腦斷層、後線抗生素、強心劑、轉入加護病房……
即使對象是患有不可治癒疾病的末期長者，也常是如此。
如果你說：「不對呀！花那麼多資源，頂多也只是延長一點壽命，而且救起來有什麼用？病人還有生活品質嗎？」那麼，會有人告訴你：「我們沒有權力去決定另外一個人要不要活！」或「我同意你，但懂得保護自己是更重要的！」
這樣的情節常在醫院裡出現 ── 尤其是「公立」的「區域醫院」裡，於是醫護人員也就漸漸麻木、習慣了。
後來，按劇本演出。還來不及 call 後線值班主治醫師，我們就已為病人插管。插上後，病人仍然心博緩慢，後來波型連 QRS 都消失了，最後便按照 ACLS guideline，每三分鐘給一次升壓藥（epinephrine），並開始用自動心肺復甦器壓胸。
接著，機器放著給它自動壓，我便離開去忙其它忙不完的事。原本以為只會是型式上的白作功，但幾分鐘後，護理師通知：「病人的心跳恢復了！」
那麼 ── 是否要做進一步檢查、轉加護病房呢？
電腦系統上，病人身份別顯示為「自費」（= 無健保），這十分不尋常。台灣健保非常普及，即使低收入戶也有健保費補助。比起沒錢繳健保費，更可能是他身邊已經沒人關心他，甚至連他也都不一定關心自己（這點後來得到了證實，原主治醫師表示此病人對治療各方面都很不配合），這樣的情況下，每多做一項檢查或處置，醫院就會多一筆呆帳。（就是醫院員工共同買單，若換作健保，就是全民與醫護共同買單）
有種聲音會說：「難道遊民、貧窮的人就沒有活著的權利嗎？身為醫師不就是應該救他嗎？」
確實，無論什麼身份，每個人在道德上都擁有永恆不滅的生存權，但社會終究並不能倚賴完全的、純粹的道德來維持，我們並非活在理想童話中。考量經濟運作的基本原則，活著的權利必須由自己爭取，雖然殘酷，但這就是真相。
自己的生命自己負責，一個人若是「能負責而不負責」，沒有任何人必須為此付出代價，維護其生命直至最後。
後續報告結果出爐，pH = 6.85，合併代謝酸和呼吸酸，乳酸從正常的小於 1 上升至 12，心電圖和心肌酵素的結果正常，加護病房也通知已準備好床位，但建議做完腦部電腦斷層後，再轉至加護病房。
唉…層層遞進，騎虎難下。
最後，電腦斷層發現頸部有極大的腫瘤，而氣管最狹窄的部份，就剛好是氣管內管的大小。換言之，稍早的意外很可能是腫瘤壓迫氣道，導致缺氧、意識昏迷而倒地。如果腫瘤再大一些，當時插管大概就不會成功。
對這事件，我的心情與感受十分複雜。
首先，這是自己是第一次在病房，在沒有更後線的醫師的支援下，獨立操作且成功插入氣管內管。而且剛好在這位病人身上，即時插管正好成了救活他的關鍵因素。回頭仔細審視，只要我當時沒有在第一時間選擇插管（繼續壓甦醒球或先電聯後線主治），或沒有在第一時間插管成功，這條生命大概就救不回來了……
這簡直是英雄般的漂亮勝利，值得如雷的喝采。連死神都被我狠狠地 K 了一拳，況且這還是我第一次站上主位，與死神戰鬥。
然而，救回來又如何？我的心中絲毫沒有一絲雀躍，反而更加糾結、難過。完全不覺得自己的所做有何意義，不明白自己究竟是在解決，還是在製造新的問題？（就結果而言，他已是癌症末期，數週或數月後就會死亡）
沒有在醫療領域工作的人可能不容易懂得到「占用醫療資源」的真正意義。它不僅耗費金錢，還佔用電腦斷層室和加護病房的床位，排擠到其它在急診等待、但病情急迫的病人。
同時，類似事件也吃掉了醫護人員的精力與時間，使醫療變得更血汗，也間接剝奪其他人接受高品質醫療的權利。
我回到值班室，見稍早吃到一半的便當還在桌上，盒蓋半掩，飯菜全冷。晚餐吃到一半緊急離開值班室，當時是六點半；將病人推床進加護病房時，已經晚上十點。
這三個多小時，除了處置該位遊民，也需處理各種入住新病人的醫囑及住院病人的突發不適。待至就寢時，早已超過凌晨 12 點，半夜再被大夜護理師叫起來處理病人問題，明天再繼續上班處理我照顧的病人；整個病房小夜的護理人員都來處理這事件，使得他們其它事情都延遲了（例如發藥、打胰島素），然後更晚下班。
沒有想哭，只是很悲傷。
在台灣當前的醫療環境下，究竟要如何看待自己一個晚上的努力呢？穿著白袍，戴上手套，雙手不時沾染噴濺的鮮血 ── 我，是不是就是那個把自己和同伴推入困境的共犯呢？
我不確定。
本文經陳和謙醫師授權刊登於《醫學有故事》
原文：急救看不見的背後 ── 由非主流視角，剖析醫護為何過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