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洪邦喻
溫暖的黃色烤燈照著床上的人。房裡的所有人都屏著氣，只有心電圖的聲音規律作響。主任握著聽診器在她的胸前停滯良久，終於把它掛回肩上，直起身來。
「還可以嗎？」她問道。
「沒問題。」主任對她笑了笑，她也露出牙齒回以微笑。
「妳好好休息，如果冷的話要跟護理師姊姊說。」主任把她的毯子重新拉上，隨即向床邊的女人使了個眼色，便領著我們往房外走。
「主任──」那女人急急跟上。「我知道她的狀況很不好，我已經在努力說服了，請你再給我們一點時間。」
「不是我給你們時間，」主任斂起笑容，換上一副嚴肅的表情。「如妳所見，她已經越來越虛弱，吃不下東西、腹水、發燒，如果沒有換肝的話，最多一個月就撐不下去了。」
「我知道，但主任你也明白，我們家的狀況比較複雜⋯⋯」
「所以要麻煩媽媽了。」主任說。「如果姐姐說什麼都不願意捐，我們就只能排隊等屍肝移植，但她的順位在非常後面，我認為我們來不及。」
少女的母親抿著唇，似乎還想說什麼，但最後只嘆了一口氣。
第一次和病患見面是在傍晚的一次查房。主任帶著我們走進長廊深處的兒童加護病房，牆上是各式彩繪圖案，每張病床的編號則是漆成黃黑相間、如同捷運出口的配色。兒科的病房總是刻意塗裝得十分活潑，但此起彼落的嗶嗶聲、以及穿梭各床調整點滴、抄寫數據的忙碌身影，讓這裡的氣氛與活潑絲毫搭不上邊。
「嗨。」床上的少女睜開眼，虛弱地朝著主任笑了笑。十五歲女性，臺東人，出生時即患有膽道閉鎖而做過活體肝移植──病歷系統上是這樣寫的，而她腹部上大大的人字疤痕也印證了這項病史。一般來說，肝臟受贈者需要長期服用抗排斥藥物、也需要更注意飲食和作息，但平常生活可以和正常人無異；遺憾的是，當初捐肝給她的祖父患有B型肝炎，受贈者隨時都有猛爆性肝炎的危險。埋了十五年的炸彈如今引爆，在這個寒冷的冬天裡，她的病情惡化到不得不再做一次肝移植。
主任走近床頭，溫柔地摸了摸她的頭。「她從小就是我照顧的。」主任憐惜地看著她，當時替她動刀時他剛升上主治醫師，手術的第一助手如今也當上了別科的主任。他的頭頂多了不少白頭髮、眼前的她則是全身蠟黃；數據顯示她的肝細胞正在大量壞死，床邊的連續透析儀也得二十四小時運作著，取代她受到牽連的腎功能。拯救她唯一的辦法，就是她姐姐捐出自己的一葉肝臟。
「但她姐姐拒絕了。」護理師在我問起時回答道。據說兩人的關係並不好，姐姐認為妹妹遊手好閒，不僅浪費光陰、更浪費了爺爺當年疼惜孫女的好意。在她們的父母離異後，妹妹歸給爸爸、姐姐則跟隨媽媽，兩人的情誼愈加淡薄，對於犧牲自己的健康來拯救妹妹，她還是十分猶豫。
是真實版《姐姐的守護者》呢，我心想。許多年前這是各間醫學系的熱門考題，要考生討論身體自主權、親情的兩難和醫師的臨床倫理。正如考題沒有標準答案，現實生活也不會有，我不禁想像一心想救小女兒的父母，向另一個親生骨肉低頭懇求的畫面。我能理解主任希望找到捐贈者的心情，才會連著幾天催促媽媽去當說客；但當這個請求牽繫著活生生的人命，還能夠有圓滿的結局嗎？
我想起了我弟弟。如果換成他面臨生死關頭，我會不會捐出我的肝臟？
器官移植不是沒有代價，捐贈和受贈都是。難道足夠珍惜生命的人，才有資格獲得新生？
無論如何，她終於等到了她姐姐的同意，手術就訂在假日進行。離站前的週五傍晚，我們最後一次走近她的床邊，窗外的夕陽和照著她的烤燈是同樣的顏色。護理師回報著她的進食狀況，說是只願意吃父親帶來的零食；她不好意思地撇開眼神，看向今天來探病的父親，後者則語帶心疼地碎念著。
接下來的泌尿科實習充實而忙碌，讓人幾乎忘掉這位命運多舛的小病人。一個禮拜後我忽然憶起，點開她的病歷，卻只發現一篇過早繕打的出院病摘。那個週日的一大早，她被推進手術室裡，在靜脈留置針流入的麻醉藥裡沉沉睡去。姐姐的肝臟成功植入了她的腹腔，但在吻合複雜而精細的血管時，突然發生致命的空氣栓塞，引發了無脈搏電氣活動（PEA）。在漫長的急救之後，他們終究把肝臟接上了應有的位置，但她沒有再醒來：她的腦部缺氧太久，兒童神經外科的醫師來了又走，沒能提供更好的消息。
術後的第三天，在另一間病房調養的姐姐辦了離院手續，她們一家四口終於同聚一堂，卻成為了永別；分居的兩人達成了共識，讓她在醫院過世，但像是活著一樣回家。安寧護理師找來了印泥，在小冊子蓋上了四個人的手印，教他們四道人生，讓他們在她的耳邊說話。接著醫師拔掉了氣管內管，換上了一般的氧氣面罩⋯⋯
護理紀錄就寫到這。我想像四人搭上直達臺東的救護車時，呼吸器規律地送著氣，她的胸膛則緩慢地起伏著。在這十五年他們熟悉的往返路程上，最後一次看著她沉眠的面孔，那些掙扎與妥協、躊躇和決意，或許都不再重要。
本文經洪邦喻授權刊登於《醫學有故事》
原文：換肝兩次的少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