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關

(Photo by Bret Kavanaugh on Unsplash

文/ 洪邦喻

我曾花費一整個下午,寫一篇再也不會有人點開的病歷。

這很常見,末期或死亡的病人就是如此,病歷是他們人生最後的文書紀錄;只是細讀這位病人的病史,愈讀愈感受到醫學的無能為力。這種疾病沒有臨床指引,醫師拿著眾多武器向它宣戰均告失敗,徒留病人戰鬥後的遍體鱗傷。

她是40多歲、住在澎湖的王阿姨,診斷是種極罕見的腎細胞癌。六年前,她切除了一側腎臟和淋巴結,四年後因腫瘤復發開始使用標靶治療,卻歷經了大量的副作用:吃Cabozantinib發生了手足症候群(hand-foot syndrome)、吃Carbamazepine止痛發生了史蒂芬強森症候群(Steven-Johnson syndrome)、吃Everolimus又發生手足皮膚反應(hand-foot skin reaction),四肢起了大大小小的水泡,有的刺痛有的發麻,讓她不堪其擾。

即使用上各類藥物、承受了強大的副作用,也沒能阻止她的癌症惡化。幾個月前做的影像檢查,發現腫瘤已經四散各處,在肺臟、肝臟、腹膜、骨頭和淋巴結都能找到轉移。全身都是癌細胞的她痛苦不已:呼吸困難、黃疸、腹水、骨痛、凝血功能異常,免疫力下降更使她感染頻發,必須多加一種抗病毒藥。這次她因腹痛已經多日未曾進食,撐著虛弱的身子捱到過年前的最後一次回診,嚇得醫師趕緊安排住院補充營養;而負責幫她理學檢查的我,徹徹底底體會到「從頭到腳都是病」是什麼意思。

阿姨臉色相當蒼白,卻還是仔細地回答我的問題。她說自己還年輕,不甘心那麼早就放棄治療,所以忍著苦痛試遍各種療法。癌症轉移的骨痛和腹痛讓她飽受折磨,即使加上了高劑量的嗎啡、鎮頑癲和吩坦尼貼片,依舊無法舒緩她的疼痛。每次探視她都皺著眉頭,我們則受限於鴉片類藥物的劑量規定,只能繼續治療她的其他內科問題。

某天我走進病房,她雙眼空洞地坐在床邊,盯著簾幕發楞。我問她今天還痛嗎?她說還好。然後繼續望著前方。

「妳在看什麼?」
「上面,有壁虎。」她面無表情地答道。
「簾子上有壁虎嗎?妳看到幾隻?」
「一,二,三,四,五。有五隻。」她舉起手指,在眼前一隻一隻點著。即使病房裡不可能會有壁虎。
「有五隻壁虎呀。妳還有看到什麼嗎?」
「我昨天有看到家人,就在這邊。他們一直在跟我揮手。」她伸出了手,向眼前的空氣探去。

突然發作的幻覺是譫妄的典型特徵,醫師評估原因可能包含感染、憂鬱、睡眠周期混亂、以及身上置放的管路等,因此決定先拔掉尿管,觀察症狀能否改善。稍晚,我再次到病房探望她,遠遠就聽到她的尖叫聲。

「不要脫我的褲子!」她在床上不停哭喊著,掙扎著想擺脫護理師們的壓制,聽得令人難受。原來是稍早將尿管移除後,病人意識依舊混亂,尿了一身也毫無反應,一群人正在收拾殘局。「不要──脫我──褲子!」在病人的奮力抵抗下,護理師終究換好了床單,一邊囑咐著家屬準備適當尺寸的尿布;病人則躺在床上抽泣著,偶爾哭叫著不讓任何人碰她。從那之後她的病情每況愈下,從第一天進來還能抱怨身體的不適、敘述確診到接受治療後的變化,到完全失去自主能力、連疼痛都無法感知,不過短短幾天而已。


幾天後的早晨,三位從澎湖趕來的家屬來到病房,說他們已經安排好了醫療專機。

「我們要帶她回澎湖。」她的母親說道。

主治醫師不置可否:「如果她現在回去,可能就回不來了。」

「我們知道她應該連這個年關都過不了。但至少她回家了,我們所有人都在,可以陪伴她。」

我們一起從澎湖來,現在我們要一起回去──侯文詠曾經描寫過這個場景,螺旋槳轟隆轟隆地轉著,送行的醫師追著向前滑行的小飛機,揮著手向他們告別,直到那個點越來越遠、越來越遠。可現實終歸沒有那麼浪漫,在醫療專機預定啟航的那天,我最後一次走進她的病房,只見病床已被清潔得一乾二淨,就像她入住前的模樣。

本文經洪邦喻授權刊登於《醫學有故事》

原文:路障日記16:年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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