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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候會遇到病人跟我看法不同，例如我建議要做某種治療，而病人不願意。行醫多年我早就習慣了，就是基於職責告知建議的理由，以及不接受建議可能會發生什麼事，講完之後我的義務便盡了，病人要不要接受就自己決定。其實這真的沒什麼，有些病人很可愛，會「不好意思拒絕醫生」～想多了，我根本無所謂。

「整日看與疫情有關、重複報導的新聞內容，覺得好煩、覺得自己快得憂鬱症了。」這是今年初我們製拍一部提醒青少年如何因應新冠病毒疫情產生的壓力與情緒困擾的影片，其中一位受訪學生帶著笑容、脫口說出的分享。說出「憂鬱症」這三個字，對現在的青少年似乎不是難事….

門診來了一位幾天前車禍掛急診的老伯，一進門就開始抱怨：「我的腳很腫，急診都沒有好好處理！」看他行走自如，活動正常，「基本上外傷都會腫跟痛，需要幾天才會慢慢好。」老伯還是很生氣：「我知道沒有骨折，可是這個擦傷沒有好好處理，我如果變成蜂窩性組織炎怎麼辦？」

民眾對大腦科學認知的不足，不只延緩精神疾病的早期發現，也影響人們對精神疾病的因應。對於罹患精神疾病的病人，卻常被認為他們應該堅強勇敢些，最好靠自己的意志力克服。這樣的觀點，讓精神疾病的求助被汙名化為不夠堅強的行為；近五年來，全世界的青少年自殺率不斷以倍數攀升….

70歲的陳伯伯，攝護腺癌合併全身骨轉移，入住安寧病房行疼痛控制和善終準備伯伯的意識相當清楚，看到學姐時總能揮揮手向她打招呼。陪病的是他太太，經常應伯伯的要求，推著他到醫院外頭、或是病房外的空中花園看看風景。一天查房時，只要是提到全身痠痛的問題時，便作勢要站起身來…

當我還在住院醫師階段、於安寧緩和醫療病房受訓時，我照顧了一位癌末合併腦轉移的病人。這位病人腦部受到腫瘤侵襲，身體活動、發聲跟吞嚥都有困難，還不時地會癲癇發作，意識跟生命徵象不太穩定。病人因此不太能表達，子女與醫療人員無法了解病人病情跟生命的想法…

我有五個老病人，跟著我好多年的老病人，都是因為嚴重的酒精性胰臟炎搞到差點掛掉，護理站的同事也都對他們有印象，這四王一后是常客，只有傅醫師講的動他們，他們也只聽傅醫師的～有時候很氣他們，覺得怎麼這麼不愛惜自己身體，救回來了又喝、要他們不要喝還喝…

成為不分科住院醫師後，我們開始要在臨床獨立，處理一線主訴和緊急狀況。除了執行醫療業務外，我們這群還在成長的菜鳥醫師，卻有了不一樣的身分：一方面我們是持續學習的「學生」，一方面也成為了帶領後輩的「老師」。在身分轉換的此刻，記錄一下在醫院裡初為人師的心情。

之前有個病人，接受手術後恢復得並不好，需要再次手術。雖然說發生這樣的情形，醫師與病人都不樂見，也或者說病情恢復不如預期甚至惡化，本來就無法百分之百掌握，不過無論如何，這就是個併發症。家屬難免會有一些疑問，我能做的也就是說明再說明，然後趕緊安排治療，先解決問題比較重要。

在精神科住院醫師的訓練過程中，反覆學習到的是診斷性會談的重要。儘管生物精神醫學已有長足的進展，精神科醫師要做出診斷，主要仰賴的仍是會談，透過與病人的互動來收集資訊、仔細推敲，並擬定後續的治療計畫。換言之，雖然有診斷準則的存在，但診斷的「工具」，正是精神科醫師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