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聽起來好像很遙遠、其實沒那麽久的三十年前，癌症在台灣就是所謂的「絕症」；也就是説，得了癌症等於沒救，當年電視連續劇劇本如果照現在的説法「灑狗血」的話，罹患「不治」的癌症就是劇情的必要因素。

那個年代如果得知罹患癌症，患者大概就不去看醫生，反而到處求神拜佛或者尋求偏方，例如到某些廟宇求香灰，所以當年有些不肖的廟宇在香灰内摻加沒有療效、但是可以令病人感覺病情比較舒緩的類固醇甚至麻醉藥物。

但是三十多年後的今天，「抗癌」卻成為了經常聽到的名詞，一般民衆對癌症的認識也愈來愈多，也懂得如何預防或者學習和癌症共處。

在台灣民衆對待癌症的觀念出現如此巨大轉變的過程中，有一個人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她就是中央研究院院士彭汪嘉康女士。

與「癌症治療之母」面對面

走進彭汪院士在萬芳醫院後面大樓的辦公室，吸引你眼光的是辦公桌上那一堆又一堆的資料、文獻，還有站在桌邊起身迎接、滿臉笑容的院士。

身形瘦小的彭汪院士看起來和隔壁的媽媽、阿嬤沒什麽不一樣，不開口講話，你不會覺得她是享譽國際醫學界的大人物、是那位推動台灣癌症治療研究的科學家。

按照彭汪院士的説法，當年台灣在癌症治療和研究上面是「什麽都沒有」，雖然她在美國的時候時常動用人脈介紹台灣的病人就醫，長期下來不是辦法，因為只能幫助有錢去外國就醫的人、卻幫不了其實可以救治、但是沒有錢的人。

看到這種問題，開始思考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如何在台灣推動癌症的治療和研究，講到台灣現在的癌症治療，被媒體形容是台灣「癌症治療之母」的彭汪院士語氣明顯地非常驕傲，她説「現在台灣癌症的治療技術已經是世界的Top level（前段班），很多癌症的研究和治療都不輸給別人」。

但是牆上掛著一張「安寧與緩和醫學」專科醫師的執照，也告訴我們，癌症的存活率並非百分之百，而彭汪院士也是台灣最早一批倡議引入安寧緩和醫學照顧癌症病患的醫師。

彭汪院士這時表情嚴肅的説「癌症沒有辦法治好的時候，就要想怎麽幫病人多做一點事情，讓他們舒服一點」，有些癌症到現在依舊是無藥可醫，而且患者到末期的時候，得要承受極大的痛苦，不但患者難以善終，對病人的家屬更是生理和心理上造成了莫大的負擔，彭汪院士指出「這時候為病人多做一點就很重要」，她强調説一個醫生只要為病人多做一點、多想一點，就不會有所遺憾。

在彭汪院士的心中，要當個「好醫師」最重要的就是「為病人多做一點」，這個對她而言是有切身之痛的，彭汪院士原本是四個兄弟姊妹，但是最小的弟弟因病早逝，不但促成了她後來走上行醫之路，也因為質疑當初的醫生如果「多做一點」，也許結果就會不一樣，這個觀念也就深深地烙印在彭汪院士的心中。

從臨床進入研究到享譽國際

彭汪院士被稱為是台灣「癌症治療之母」或者「癌症醫學之母」應該也不是浪得虛名，除了投身癌症研究六十年之外，她的成就也得到不少獎項的認同。

六十年代就獲得台灣早年的十大傑出女青年獎、沒幾年又獲得美國的亞瑟弗萊明獎、另外還有2008年的第一屆台灣傑出女科學家獎。

其中台灣傑出女科學家獎更是特別。「全球傑出女科學家獎（For Women in Science）」是由萊雅集團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共同舉辦，為了鼓勵女性參與科學研究，從世界五大洲中選出優秀的女科學家，並在法國巴黎舉行頒獎典禮，是個受到全球矚目的盛典。

但因台灣並非聯合國會員，萊雅也特別設立了台灣傑出女科學家獎，來鼓勵台灣女性對科學領域的探索。在獲得了第一屆的獎項後，彭汪嘉康原本獲邀前往頒獎典禮與其他女科學家交流，但因為政治因素，最終未能順利成行。

對於十三年前不能踏上這個被形容為「女性諾貝爾獎」的舞台，會不會感到很可惜？彭汪嘉康一副雲淡風輕的表情笑笑地回答説，她很感謝萊雅所做的一切，當年因為政治的因素不能成行，雖然無可奈何，但榮譽是一樣的，而且翌年萊雅集團還是隆重地邀請她去巴黎領獎，所以她也非常心滿意足。

如前所述，萊雅集團的這個獎是表彰女性科學家的成就，也就是説，相比之下，女性科學家的成就遠不如男性科學家獲得認可和注意，彭汪院士也曾經經歷明顯的歧視。

例如當年負笈留美是為了精進自己的外科醫術，但是1950年代的美國，卻禁止非美國出生人士擔任外科、内科等一缐臨床醫師，只能擔任麻醉、病理之類的二缐醫師，即便是台灣第一位女性外科醫生的彭汪院士也不例外，而拿到病理醫師資格之後，原先錄用的醫院卻以彭汪院士即將結婚、無法配合醫院工作為由而撤銷了錄用協議。

彭汪院士認為對歧視女性行為最好的方式就是「拿出成績給他們看，不要一直説這個是歧視、那個是歧視，把成績做出來就是最好的回答」。

不知道當年那家美國醫院的「歧視」算不算是無心插柳柳成蔭呢？因為隨後在師長的轉介之下，進入了美國衛生部下屬的公共衛生署擔任研究員、研究癌症細胞的染色體異變，從此進入了癌症研究領域、邁上了後來成為癌症研究專家的道路。

為台灣癌症研究奠定基礎

許多人會以為彭汪院士投入台灣的癌症治療研究是在1980年代末期，其實這個時間大概還要往前約莫二十年，當時的政府成立了簡稱國建會的國家建設研究會，邀請海外的華裔專家學者到台灣，為台灣的未來各項建設出謀劃策，彭汪院士當時就受邀返台與會，不但提出建言，更重要的是瞭解在癌症治療和研究上，台灣需要些什麽、能夠做到些什麽。

當年彭汪院士除了參加相關會議，也盡可能地訪問各地的醫院和研究機構，為如何在癌症研究遠遠落後先進國家的台灣勾勒出癌症治療與研究的藍圖，判斷要引進什麽樣的技術、尋找合適的國際專家學者，而且如何讓台灣發展屬於自己的癌症研究和技術。

關於這一點，彭汪院士説「感謝的是當年和她一起努力的朋友還有政府、學術界的努力，他們付出很多、貢獻很大」，彭汪院士口中這些一起努力的朋友後來在台灣各地開枝散葉，加上一代傳一代的接棒，使得後來中央研究院提名她出任院士，她認為不能只是在海外研究而是要在台灣才能發揮更大的作用，所以不論是研究還是家庭生活的重心開始逐步地向台灣挪移。

1992年，在孩子已經長大成人、丈夫退休之後，台灣成為了彭汪院士的基地，隨後每年雖然會回去享受一下短暫的兒孫天倫之樂，不過回美國期間很多時候是利用無時差之便和當地學者專家交流聯繫。

其實就算是在台北的時候，彭汪院士的生活也是很忙的，每天的日程表幾乎都是滿檔，星期六或者星期天偶爾可能可以稍微休息一下，也能用通訊軟體和美國的家人視訊一下、和丈夫彭先生鬥個嘴、和在台灣的親友碰個面，這就是她的休閒生活，只不過可能會忍不住還是要翻一翻文獻；是的，彭汪院士的家中，桌上、櫃子上、書架上滿滿都是醫學文獻和研究檔案紀錄。

別人印象中的彭汪院士

返台三十餘年，彭汪院士大概可以符合「桃李滿天下」的資格，但是她的影響並不限於她的學生、提攜的後進，我們不妨聽聽兩位不是受教於她、但是認為受益甚多的人形容彭汪院士留給他們的印象。

第一位是牛津大學學成返台的高雄師範大學生科系副教授許惇偉博士，根據他的説法，時間回到大約是1997年，當時許惇偉博士碩士班剛畢業，在中央研究院分生所擔任研究助理，而且和他的一位學長一樣地正在「積極地」準備出國留學，對留學既有憧憬也有迷惘。

許博士的學長有些問題想要請教中央研究院生醫所的彭汪院士，但是又擔心會被拒絕，許惇偉説「作為非當事人的我，膽子還是比較大，就直接跟學長説，與其在這邊一直想，為什麼不打一通電話試試？大不了對方婉拒你，總比每天在想著強多了吧？」。

「學長大概也被激到了，終於鼓起勇氣打電話到彭汪院士的辦公室。幾分鐘後學長掛完電話，走過來説，去電時是院士本人接電話，當學長説明來歷與去電原由後，彭汪院士欣然答應跟學長見面聊聊，不過彭汪院士説她等等六點要離開，她可以五點半過來分生所的實驗室跟學長聊聊。」

許惇偉接著説，他原本認為讓彭汪院士這位「長輩」過來，實在不宜，但是彭汪院士説「她過來比較方便，別太介意這些事」；五點半時間一到，一陣足聲在門外響起、接著彭汪院士出現在他們面前，開始了二十多分鐘的對話、對這些和自己沒有直接關係的後生晚輩逐一釋惑解疑。

二十多年後，一提到彭汪院士，許惇偉講起這段故事還是津津樂道，但是他也感慨地説「二十多年過去，經歷了更多後我才體會，為學、為人皆能到達某種高度的，是鳳毛鱗爪又寥若晨星、那麽多年過去，依舊記得那天她讓我感受到的學者風範。」

大師風範與和藹氣度

另外一位對彭汪院士「感佩在心」的是知名營養師梁家瑋，現居日本東京的梁家瑋十多年前是剛入行的外商藥廠品牌經理，工作内容是帶動新型癌症患者營養品和藥品進入台灣市場，由於需要專家的建議，因此和彭汪院士結緣。

梁家瑋回憶當年彭汪院士的一個舉動，讓她永遠難忘，故事是十多年前，在彭汪院士擔任副董事長的台灣癌症基金會的會議中「我因為忘記帶著產品某份研究資料，當天是原廠德國總經理也一起與會的重要會議，心裡急得不得了，在會議前跟院士抱歉，院士即使高齡，她跟我説沒關係，她記得重要的內容。」

結果不但會議順利結束，也讓梁家瑋至今仍然感謝彭汪院士，因為「在那次的會議演講中，精準將研究結果數字以口頭呈現，讓我至今仍感佩其用心。會議結束，她要離席時還給了我一個小小的眨眼。也許這件小事院士早已忘記，但在我心中長存久久，大師的風範與待人和藹的氣度印象。」

和彭汪院士聊起這些點點滴滴的小故事，也問她是如何能夠做到幾十年來從未改變的那份溫柔，彭汪院士説，在蘇州出生的她，後來在上海長大，而當時汪家算是富裕人家，小時候上學還有傭人背著去學校、然後等她放學再背著她回家，但是父母的教育告訴她要和氣有禮的待人。

就連採訪當天隨行的《醫學有故事》同仁也注意到，雖然在回答問題的時候，彭汪院士的臉上一直都是笑眯眯的，但是在聽問題的時候，表情卻是嚴肅正經的，回答問題也不是隨意應付，而是針對問題給出答案。

講了好久的退休

轉眼間彭汪院士已經在台灣三十年，當初選促使她選擇回台灣，旁人看來應該是人生一個很重大的決定，她告訴我除了當初提名她出任中央研究院院士、讓她覺得一定要做些成績才能「對得起」這個頭銜，她説「我是台灣大學醫學院畢業的，是國家栽培出來的」，所以就決定回台灣了，然後也就停不下來了。

一下三十年過去，雖然每日行程繁忙，1932年出生的彭汪院士每個星期還是維持看門診，雖然不多但是門診是她維持和患者之間的重要途徑，這幾年也多次傳出彭汪院士有意退休、回美國養老、享受一下含飴弄孫的樂趣。

本來説2019年年底應該可以退休了，但是碰上了新冠肺炎疫情，台灣這邊也有新的研究計劃想要彭汪院士的指導，採訪時問她退休的話，有沒有什麽放不下的，她一派輕鬆地回答説「世界上沒有一個人是Indispensable （絕對必要）irreplaceable （不可替代）的」。

實際上還是有些事情是讓彭汪院士掛心的，那就是她希望有更多的年輕科學家投入癌症的研究，過去的幾年，她也一直呼籲或者鼓勵年輕的科學家投入台灣的癌症研究，而且一再强調，不需要是醫生、生物、化學的科學家都可以，研究是要全方位的，她擔心的是未來台灣癌症的治療和研究會因為缺乏年輕一代的參與而出現斷層。

感覺沒有問出來到底彭汪院士打算什麽時候退休，繼續問下去得到的答案是「我先生要看三種醫生，回去之前我得先在美國把這三種醫生都找好，這很傷腦筋的」，然後「我這邊又有新的計劃在作」，怎麽聽起來好像彭汪院士距離退休還有一段時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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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汪嘉康
JACQUELINE WHANG-PENG, 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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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第一位女性外科醫師，台灣癌症醫學之母。

在美國投入癌症研究，發現染色體異常與癌症之間的關係，成為美國史上第一位獲頒Arthur Flemming Award的華裔女科學家。獲選第十五屆中央研究院院士後回台，廣邀世界級癌症治療專家於台灣開辦腫瘤專科醫師訓練計畫，廣育人才，讓台灣癌症治療技術得以與世界比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