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週一的早晨9點，陳榮基從台北搭著捷運及公車前往三峽恩主公醫院。已經80多歲的他戴著助聽器，拄著拐杖，仍在醫療的第一線貢獻一己之力，剩餘的時間他會都待在自己一手創辦的「蓮花基金會」，持續為台灣的安寧照護而努力。
被尊稱為「安寧舵手」的陳榮基，參與推動「安寧緩和醫療條例」及「病人自主權利法」立法通過，曾獲醫療奉獻獎、港澳台灣慈善基金會愛心獎、星雲教育獎、總統文化獎等獎項，在在肯定他為安寧緩和醫療長期的付出和貢獻。
榮耀基督？美麗的誤會
陳榮基早年還在台大醫院服務時，曾被篤信基督教的同事邀請參加教會禮拜，他當時回說自己是個佛教徒，「可是你的名字『榮基』，不正是榮耀基督嗎？」同事訝異地反問。
其實他的名字原本應該是「榮枝」，取家族繁盛興旺之意，當阿公去報戶口時，戶政人員覺得這字不雅，便把自行把「枝」成改「基」，台語發音唸起來都相同，不識字的阿公也沒發現乖孫的名字被改掉，就這樣一直叫了下去。
從小在佛教家庭長大，父親因病早逝，陳榮基便經常跟著母親參拜新竹市的大小廟宇。他還記得在竹蓮寺參拜時，母親站在他的身後，抓著他的雙手合十祝禱：「佛祖啊，請保佑我家阿基，頭殼定，好好讀冊，乖乖做人。」祈求、信仰、心靈的慰藉之間巧妙的牽連，或許從那時候就深刻影響著他。
小學品德養成保送台大醫科
陳榮基就讀竹師附小，在那個只重視升學的年代，唯有當時的校長高梓女士獨排眾議，認為唯有德、智、體、群兼優的學生，才能徹底改變國人病弱的體質。曾就讀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的運動醫學的她，每天早上升旗典禮後會帶著學生跑操場，並透過各種體育活動凝聚全校師生的向心力。
她還把民主教育落實在學生的日常，班級不叫一班一班，而是以一里一里稱呼，「我是節儉里，其他還有謙恭里、耐勞里等等。」陳榮基還被票選為竹師附小的第一屆市長，從高梓校長的教育理念下，默默種下服務助人的心。
或許是佛祖保佑，陳榮基的成績非常優異，新竹中學畢業後直接被保送上了台大醫科。他自謙地說，因為很多學長考上台大醫科，台大乾脆設了一個「保送制度」，「同學禮讓我，讓我糊裡糊塗得了第一名，所以我什麼科都可以選。」
因為三哥已經在台大電機就讀，他便沒有理由念工程，剩下不是醫、就是農。「學醫可以做很多幫助人的事情，面對任何一個病人，我都可以幫助他。」這也變成陳榮基學醫濟世的初衷。
跟隨洪祖培教授 促進神經精神分科
大四、大五時，醫學院每個月有一次「臨床病理討論會」，先由臨床醫師報告病人病史、怎麼過世，再由病理科把報告解剖的結果，驗證前面講的是對還是錯，錯又在哪裡。
當時陳榮基覺得不少專科的老師在講解時，都有點零零碎碎沒有系統。只有神經科的洪祖培教授跟陳光明醫師兩個人講得頭頭是道，分析得條理分明。病理解剖的結果也很切合兩人的判斷，陳榮基很佩服兩人言之有物，因此才「被誘惑」加入了神經精神科的領域。
不過當年的神經精神科內部經常出現摩擦，神經科主要治療像中風、脊髓損傷、腦外傷等「腦裡面」的疾病；精神科則是負責焦慮、焦躁、憂鬱等「腦外面」的症狀。「兩邊常常為了這到底是腦內還是腦外吵得不可開交，」陳榮基笑著說：「我們那時候在台大舊醫院，神經科在四樓，精神科跟精神病房分別在五、六樓，天天吵著要分家。」
1980年左右，陳榮基協助恩師洪祖培教授在台大促成神經精神科分成神經科與精神科，奠定神經科學在台灣的診療及醫學教育的獨立發展。隨著科學進步，有不少精神疾病被發現與腦內構造異變有關。「當年吵著分家，這幾年又出現整合的趨勢。」如同醫學觀點隨著研究而更新成長，同樣是處理神經和意識的疾病，化整為零也是對醫學進步的一種肯定。
佛學深化慈悲心 往生助念
早在就讀台大時，周宣德居士來學校演講，鼓勵大家課餘時能鑽研佛學，陳榮基也成為台大第一個佛學社團「晨曦社」的創社社員之一。即便離開學校後，他還會定期到居士家中參與「淨廬念佛會」聚會，聽經和講經，對佛法深入及透徹的過程，更深深影響了陳榮基的一生。
開始在台大醫院服務後，許多淨廬念佛會的同修也在裡頭工作，幾個志同道合的人一起組織醫院內的「慈光佛學社」，推舉時任神經科主任的陳榮基擔任首任社長，開始在佛堂研讀佛經為主。
在醫院工作，必定看過許多生離死別，逝者遠去，更多是屬於生者的哀痛需要化解。早期病人往生，通常是由病房打電話通知太平間，將遺體放上一台鐵皮車後，就這樣直接送入冰庫。沒有時間道別、感謝，家屬的情緒凍結在被搬上車的那一刻，無處宣洩。
但是對不少佛教家庭而言，希望在往西方極樂世界之際，能被家屬圍繞下念佛送往；將功德迴向給逝去的親人，對生者也是莫大的安慰。因此陳榮基與佛學社的同事們一起開創了「往生助念室」，這也為日後的安寧和緩醫療奠定了基礎。
「要助念的人，我們就不挪動遺體，輕輕地把病床推到地下室，在患者往生後助念八小時。這也要感謝台大，因為台大是龍頭醫院，開了先例後，如今各大醫院的都有類似助念室的設施。」
在地下室的助念室幫到的主要是一般民眾，但連陳榮基自己的母親，甚至曾有黨國大老都獲得助益。家屬的心靈獲得慰藉，並對前來致意的人員頂禮恭送，替往生者表達最深的感謝。
後來地下室的助念室在陳榮基離開台大時關閉了，但並非人去政息，而是醫院新蓋了更莊嚴肅穆的環境，從燈光到裝潢布置，讓人沒有陰森森的感覺，也讓往生者透過慈光佛學社助念，能莊重安詳地走完人生最後旅程。
救生還是護死？緩和醫療病房的設立
因為助念室良好的「外溢」效應，不少醫院的佛教社團因而串連起來，組成「佛教醫事人員聯合會」，這也是陳榮基後來成立「佛教蓮花基金會」的前身。及時能讓往生者安詳而尊嚴的離開，但在第一線的醫療現場，陳榮基更能深刻感受，醫學有其極限，並不是每次的醫療行為都能獲得效益。
例如急救已經無效、或是癌末病人，是否還要延長無謂的醫療，嚴重影響餘命品質而抱憾而終，以致生死兩不安？陳榮基舉了自己的學生，台北市長柯文哲寫過的文章為例：「各種猶豫、衝突、掙扎，病人的生死在一線之間，人世間的悲歡離合不斷上演著。」
「到底醫師最大的敵人是病人的死亡，還是病人的痛苦？」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長久以來一直被教育要「救到底」的他。
台灣第一個安寧病房，是在1990年由馬偕醫院的鍾昌宏及賴允亮醫師設立。1994年，擔任台大醫院副院長的陳榮基，跟著馬偕醫院團隊一起到日本參訪安寧緩和醫療照護，他們看到翠綠的草地上蓋了矮矮的一層樓的緩和醫療病房，每個病房的落地窗都能看到花園。陳榮基興奮地回憶當時所見，「日本的制度其實做得很完善，但受限於他們憲法的規定，公立機構不能有宗教團體進入，所以臨終病人心靈上的慰藉便薄弱許多。」
看見日本安寧機構與馬偕安寧病房的病人，可以不用承擔巨大痛苦，平靜地面臨人生終點，陳榮基再度省思，「死亡是什麼？活著又是什麼？」佛教中提到「度一切苦厄」與「離苦得樂」，不也貼合善終的觀念嗎？於是在回台後，他開始加速推展安寧緩和醫療的追求。
兩種阻力 四道人生
隔年，陳榮基在台大醫院努力奔走，成立第一間公立醫院的緩和醫療病房，即使當時他身為副院長，在推動時仍受到許多阻力。
第一個出聲反對的是加護病房醫師，因為長久以來醫師的訓練都是「救生」而不是「護死」，尤其是急診與加護病房，病人的死亡對他們而言幾乎等於醫療的失敗。但陳榮基花了好幾個月，一個一個拜訪同事。
「不能協助病人安詳往生，才是醫療最大的失敗。」陳榮基希望醫師們將心比心，「如果他是自己的家人，你願意家人受到那麼大的痛苦嗎？」他說服醫師放下執著，有時放手才是對病人好。
另一個阻力則是來自家屬。家屬往往認為沒有讓醫師做心肺復甦術（CPR）搶救，就讓親人死亡，是不孝或不愛。陳榮基向他們解釋，「大孝與大愛並不是不管親人痛苦的搶救到底，而是親切的陪伴末期病人的親人，協助他們坦然接受疾病，減少身、心、靈的痛苦，協助放下萬緣，維護病人的尊嚴，才是孝順或愛護臨終家人。」
他也鼓勵醫師們用愛心與同理心，依據病人最大利益，做醫療抉擇的建議。他要醫師們問自己：「如果病人是我的家人，我會做什麼選擇？」他也鼓勵家屬問醫師：「如果病人是你的家人，你會做什麼選擇？」如此，醫病之間才能取得共識，做出對病人最好的決定。
臨床佛教宗教師 基礎醫療和宗教開示並重
但即使安寧緩和醫療病房照顧了病人的身、心，但病人依然經常詢問：「我死後會到哪裡？」「死很痛苦嗎？」醫療制度的革新，撫平不了靈性的不安。
若在國外，有基督教或天主教信仰的病人，臨終前可以依循著神父告解，獲得平靜與面對死亡的勇氣。但台灣人多以佛道教徒居多，該如何幫助他們呢？這困惑一直縈繞在陳榮基腦海。直到台大的緩和醫療病房開設後，他意識到需要「宗教師」來幫助開導病人。
陳榮基先後找來兩位法師來病房幫忙，結果兩人居然都做不到幾個月就離開。「因為我沒有給他們武器（醫學知識），不知道病人狀況，只負責傳教，無法理解病人受病的痛苦，後來就雙雙『陣亡』。」陳榮基略顯內疚地說。
他決定為臨床宗教師們安排一些系統性的醫學訓練，除了每兩年舉辦一場「佛法與臨終關懷研討會」外，更委託相關專家學者，進行「佛法在安寧療護緩和/醫療應用之研究」，確立靈性照顧模式和其重要性，不只讓佛教的臨床宗教師能更了解臨終患者們的需求，甚至也有不少修女一起參與培訓。
時至今日，完整的培訓課程分為初階、進階、臨床實習共計136小時，經考試通過成為「靈性關懷人員」後，參加臨床培訓600小時，再經甄審通過才授予「臨床佛教宗教師」證書，已完成培訓授證達71位，初期更培育出兩位修女加入臨床宗教師的行列；日後則由天主教、基督教、佛教，共同組成靈性關懷協會，由該協會發出證照。
透過和宗教師的陪伴，病人與家屬得以完成四道人生──道謝、道歉、道愛、道別，並通過助念或相關儀式，大大舒緩病人的不安，用愛與尊重幫助末期病人及家屬，泰然走過生死大關。
陳榮基自豪地說：「蓮花基金會培訓的「臨床佛教宗教師」，不但在全台灣是創舉，我相信在佛教也是創舉，讓法師可以加入醫界『醫療弘法』。」也因為辦得成功，日本全國青少年協議會──陳榮基笑說是日本佛教界的YMCA，他們帶了四位法師來台學習蓮花基金會的制度後，再回日本開班訓練培育自己的臨床佛教宗教師。
安寧緩和醫療 持續推廣肯定生命尊嚴的價值
受訓完成的宗教師各分派到各醫院服務，病人有什麼問題，需要靈性關懷時，便請宗教師協助。陳榮基到國外參加國際會議時，聽到有位歐洲教授演講：「有一位病人在安寧病房睡不著覺、失眠。請了精神科醫師與心理師幫忙開藥輔導，結果都沒有效果。仔細一問，病人只要眼睛一閉，就會看到冤親債主就來找他，怎麼都睡不著。後來醫師請了東歐教界的宗教師進來，替病人進行靈性關懷。沒過多久，病人終於安心入睡。」
另外像陳榮基自己的表外甥女，因為婆婆病重在台大醫院加護病房插管。當家屬決定依法拔管時，先請臨床宗教師給病人輕聲開示，做過簡單的宗教儀式後，再由醫師拔管，心跳呼吸停了後，推到助念室助念八小時。陳榮基一直記得外甥女非常感謝他，能讓婆婆很「合法」又安詳地離開。
這是安寧緩和醫療條例通過後，維護病人生命尊嚴的例子之一。但在另一個故事裡，卻是不一樣的挫折和結局。
一個已經癌末的老先生，他的女兒聽了陳榮基演講後，說服了自己的父親簽署DNR，並由女兒寄給台灣安寧照顧協會作健保IC卡的註記，維護老人家希望能確保安詳往生的權益。但後來父親病重無法自主呼吸，送到醫院後醫師告知要插管，病人才有機會存活。女兒一下子意識到若不同意，就要馬上與父親永別，手裡掌握著父親的生死，心神慌亂中抵不住醫護人員的聲聲催促，於是點頭答應插管。家屬的不捨，往往也是造成沒能尊重長輩親人先前簽署安寧緩和醫療意願書的困難。
一旦插管，接上呼吸器，就變成女兒所說：「當我在加護病房，看到插管的父親被五花大綁，大大的白膠帶固定插管，用力緊緊的貼在臉上皮膚，嘴裡還塞一塊東西，讓他把不習慣的管子咬住。心理的痛，整整哭了一天。就為了我的不捨，讓家父受這麼大的痛苦。真希望就停止吧，我錯了！」但醫師說：「既然插了，就不能拔掉，只能繼續治療。」這當然又是違反「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的重大錯誤。
即便現在很多醫師都能接受臨終緩和醫療的重要，但還是有類似的案例出現，所以陳榮基仍努力把觀念推廣，讓醫師清楚知道不是每個情況都要「拼看看」，必須評估這個拼看看有多少把握？或只是增加病人痛苦？
「當你已經用了很多方式，病人狀況還是越來越壞，就是要倒過來，這才是好的醫療。」
活著，是最好的禮物
2018年，陳榮基獲得港澳台灣慈善基金會頒發的愛心獎，在評審會上香港內政司長站起來大聲說：「安寧照顧在香港沒做好，我們要向台灣學習！」這句話讓陳榮基非常動容。2019年「病人自主法」正式在台灣實施，這也是亞洲第一部充分保障病人自主權利的專法。英國經濟學人公布的「臨終照護調查」中，台灣在80個國家中名列第六，也是亞洲第一。這樣的成績已經夠了嗎？不，對陳榮基而言僅是個開始，還有許多不足的地方仍待修正。
他不僅專注安寧照護層面，想做的事情還很多很多。除了參與他夫人周照芳全責護理的推廣，關於老人養生他則提倡BMW守則（Bus、Metro、Walk），鼓勵長者多走多動多健康；他也在推動陽曆佛誕節能成為國家法定的紀念日，參考馬來西亞佛教徒跟政府協定於5月1日，還可以全世界一起慶祝；最後則是推動以ABCD的漢語拼音替代ㄅㄆㄇㄈ，更方便和國際接軌。「我有兩個孫女兒在美國，學一下子就能用ABCD打字寫信給阿公阿嬤。」
當我們問起還有沒有其他想做的事情？陳榮基搖搖拿著拐杖的手，像是示意我們再說一次；我們看著他漫步走向陽光，靜默中，守著他就算年邁仍持續為台灣著想的心情。就像蓮花基金會的標語：「活著，是最好的禮物。」只有認真活著，才能確實肯定生命的價值。
陳榮基
RONG-CHI, CHEN, M.D.
陳榮基，虔誠的佛教徒，曾任台大醫院副院長、恩主公醫院創院院長。
協助洪祖培教授促進神經精神科分科，讓醫學教育的分界更為明晰；全心推動安寧緩和醫療，建立台灣第一個公立醫院的緩和病房；推動「安寧緩和醫療」條例和「病人自主法」在立法院通過，不少家屬和法師甚至稱他為「活菩薩」。
想做的事情實在太多太多，就算年過80，仍努力經營部落格、鼓勵長者多利用BMW（Bus、Metro、Walk）。他還希望「全責護理」、佛誕日、用ABCD拼音取代ㄅㄆㄇㄈ能在台灣落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