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童青少年心智科，是近20、30年間，人們漸漸不再陌生的名詞。
處於青春期的少年少女們，生理上已可被視為半個大人，但心靈上卻如同正要化繭成蝶般地敏感脆弱。他們努力應付繁忙的課業，好待在「預設」的人生軌道上，同時又極度渴望得到肯定與認同。
越來越多的科技工具便利了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卻更弔詭地讓他們陷入焦慮的陷阱與孤獨之中。忙著理解過多的定位與標準，努力適應社會主流，他們承受的壓力比大人們所想像的還要巨大，甚至到了扭曲自己的地步！
這樣的壓力，讓一群孩子從人生的軌道上落了下來。就像下錯了公車站，只能眼睜睜看著同學們搭著車一路揚長而去，自己卻困在原地，在孤獨的環境中掙扎。
基隆長庚兒童青少年心智科的蔡伯鑫，努力想接住每個落下的他與她，他花費數年完成20萬字的長篇小說《空橋上的少年》，被許多學校和老師選為指定讀物。
我希望透過這本書告訴他們：「你們不孤單，還有一個願意試著理解、陪伴你們的地方。」
當醫師？因為找不到自己想做的事
基隆，常是下著細雨的天氣，情人湖院區靜靜的佇立在住宅區邊緣，僻靜的環境在雨絲的滋長中似乎正等待著什麼被召喚。若是套用蔡伯鑫小說中的概念，「每次的互動都讓我們成為彼此的什麼。」天氣如是，我們的到訪如是。 蔡伯鑫說話的語速飛快，像是只要啟動就幾乎停不下的高速引擎，每個句子扣合著上面還沒說完的思想，話語在還沒落完的起承中又延伸下去。
「為什麼你會想要當醫生啊？」 「因為我以前成績很好，大家都希望我當醫生。」 「為什麼是做別人要你做的事，不是做你自己想要做的事呢？」 「對啊，那就是為什麼我現在會當兒童心智科的醫生喔。」
這是蔡伯鑫2023農曆年前最後一次門診，和一位男孩的對話。
「我小時候，就是很『乖』吧。」這是他對自己人生軌道順利運行狀態的描述。唸書對他沒有太多障礙，考試拿高分輕而易舉。當建築師的父親曾經遺憾自己考不上醫學系，蔡伯鑫有三個姊姊，大姊念藥學系，二姊讀牙醫系，三姊沒念數理生物，於是他便順理成章繼承了父親的「心願」。
在青春躁動不安的年紀，蔡伯鑫用「乖」來迎合父母與師長的期待，但即使是這樣的他，內心也累積了許多壓抑與反抗。「我覺得『乖』跟『乖張』，是一體兩面的解讀。」當年台大醫學系和其他醫學系不同，有個特別的規定：不收色弱的學生。有色弱的蔡伯鑫曉得這個規定，還是填了台大醫學系，心裡想著：「考上後，等學校發現就會把我刷掉，沒念醫學系就不是自己的錯了。」可惜天不從人願，那年台大醫學系調整了這個規定，微小的叛逆與革命沒有成功，他依然成了別人眼中的學霸、人生勝利組。
醫學系中的哲學系
對走在已安排好的既定道路上感到厭煩，但只要蔡伯鑫一被問到：「如果不當醫師，那你要做什麼？」20歲的他卻也答不出來。「聽起來可能會很討人厭，我確實可以做到大家（對成績）的期待。」蔡伯鑫有點不好意思地說，把書讀好，藉由這樣的方式維持「讀書、好成績、獲得認同與成就感」的正向循環，讓他覺得沒有偏離人生軌道，便也不會太過不安。
但即使一直待在通向「人生勝利組」的康莊大道，就讀台大醫學系的7年間，蔡伯鑫對自己的未來依舊感到迷惘與慌張。「因為我沒辦法想像自己會成為怎樣的醫師。」
「冒險」對很乖的蔡伯鑫來說是生命裡的重要元素，「旅行」則是他選擇「不乖」的一種形式，溢出尋常軌道的轉換，算是人生的必須。多數人旅行花錢買的是娛樂、是享受，但蔡伯鑫卻喜歡到一些較難抵達的地方「買罪受」，把自己丟到不同的國度與文化中，感受脫離日常的自己。
當然他不可能做出電影中冒險犯難的行為，旅行就變成他被允許、且風險不會太高的「探秘」。越是自己無法想像、不舒適、不能在台灣安穩環境中感受或體察的國度，越能為他帶來更多改變的可能。
大學畢業、選科進入醫院開始當住院醫師前，蔡伯鑫拉著高中同學前往南美壯遊，回台後反芻那段時光寫出了厚厚一本《沒有摩托車的南美日記》。書名當然帶有雄心壯志的宣示，以改變古巴的革命英雄切・格瓦拉的回憶錄《摩托車日記》比擬，一次南美出遊可能引起的改變，或許超乎蔡伯鑫自己想像。他曾經在訪談中說：「沒有摩托車，但我們一樣是這場『出走革命』的盟友。」
從那時開始，他便標誌出自己對旅行的定義——抵達目的地（或者一般人習慣說的景點）不是重點，而是這一路的「經歷」，他從不預期自己會邂逅什麼心靈啟發，或超乎想像的美景，也不曉得自己會遇見什麼、碰到什麼。
「那些說早早就知道自己未來要做什麼的，都是bullshit！」他大笑道：「在旅行中那種茫然、不確定，才是人生最自然常見的狀態。」
不像其他科系需要面對「畢業後要找什麼工作」的問題，應付接踵而來的課業壓力才是醫學生的主旋律，畢業後的「壯遊」為他找到適時的出口，直到兩年兵役的空檔，他更有時間好好思考自己想當什麼樣的醫師。
最終他選擇了精神科，父親對他的決定下了個註解：「這是醫學系中的哲學系。」他則自嘲因為自己的手不巧，因此沒辦法走外科，只好用刪除法一項一項去蕪存「剩」。但其實最大的因素，是源自他對人的好奇。
「一直吸引我的，是能幫助另一個人；對人好奇，都是我想做的事情。」
細察人心一直是蔡伯鑫的特質，親身體會過那種不安，他更能抽離自我，設身處地站在患者的角度，理解他們遍尋不著解答的痛苦。
人性vs去人性 病人教他的事
若說每個學生都有個影響自己深遠的老師，對蔡伯鑫而言，影響他最大的，則是他實習醫師期間在加護病房照顧的病人。這位伯伯已經在加護病房待了一段時間，肺功能惡化伴隨著其他合併症，令他一直戴著呼吸器，無法說話。蔡伯鑫照顧他的兩個禮拜期間，什麼事情也沒發生，船過水無痕地又繼續輪調到下個單位去實習。
幾週後，蔡伯鑫剛好去加護病房找學長時，伯伯的狀況突然往下掉。因為家屬事先簽署了DNR（不施行心肺復甦術），因此沒有出現電視劇裡搶救病人、兵荒馬亂的場景。
「這是我遇過最寧靜的『急救』場合，」蔡伯鑫回憶，「看著儀器的數字，隨著固定時間打入一些強心劑，偶爾只會聽到遠處有些講話的聲音，模糊的像是在水裡面聽聲音。」
這樣有些抽離的場景，醫師的手下彷彿不是一具活生生的肉體，而是在安靜的無塵室裡處理一件物品。最後家屬希望幫伯伯留一口氣回家，蔡伯鑫上前幫忙移除身上的管線，靜脈導管被移除時，流出的血液已不再是代表生命力的鮮紅。
「那是個很衝擊、又很疏離的感覺。」回想照顧伯伯時，曾見到他在半夜裡流淚，但沒人知道他心中在想著什麼。這讓蔡伯鑫忍不住思考，身為醫師究竟能帶來怎樣的幫助？曾經擔任伯伯第一線主要照護者的蔡伯鑫，應該是最能幫助到伯伯的人，但他也是時間一到就到下個實習單位。「醫學生的寫照，就是不停地在各科遊走。」
醫療是個很專業的行業，甚至得做到「去人性化」般的理智，才算得上是「好」醫師。但那個場景一直烙印在蔡伯鑫腦海裡，時刻提醒他：
「一定要保有人性。即使和病人只是短暫的相遇，但如果能在過程中帶來一些幫助，那也正是做醫師的意義。」
“To cure sometimes, to relieve often, to comfort always.” 蔡伯鑫引用了這句19世紀北美特魯多醫師的墓誌銘，這是眾多醫師對自己的期許，但同時也說明了從19世紀到現在，即便醫學再進步，仍有許多無法企及的地方。
而這份體貼病人與「想要理解」的心意，則是他身為醫者獨有的溫柔。
兒童心智科，不同系統大不同
在台大精神科經過4年訓練，選擇次專科時，有個「續留一年」的選項，但蔡伯鑫最終選擇到台北榮總受訓。
他的第一本小說《空橋上的少年》內有段描述，主人公從台大來到榮總日間病房時曾被問道：「你真的想來我們醫院，還是只想離開？」彷彿是他對自己的自問自答。他老實承認，現實是繼續待在台大也不一定有缺，當時也正好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什麼模樣，因此到了北榮。
台大兒童心智科最早是由研究自閉症開始，副院長高淑芬教授更是國內ADHD的研究權威。而北榮的日間病房則是以情緒障礙的青少年心智治療為主，因為地緣的關係，和社區的合作也更加緊密。
「青少年是人生很特別的階段，他們不再是小孩了，但又還沒成年，需要有一個特別又不一樣的環境去接受治療，如果直接把他們丟進急性病房剝奪生活環境，不見得能帶來最大的幫助。」
蔡伯鑫解釋，他們大多數都是因為適應不了學校環境，無法如同一般學生每日規律上下學，就算學校通報中輟，或對家長罰錢也往往效果有限。北榮建立的青少年日間病房「向日葵學園」，在1999年由陳映雪醫師創立，提供精神醫療與特教整合性治療，便是結合「醫療」與「教育」概念的實行。
青少年日間病房在台灣是非常稀有珍貴的資源，蔡伯鑫選擇了這裡成為他的次專科醫師訓練，這不但是他下個旅程的「冒險」之地，也是《空橋上的少年》故事發生的所在。
沒有原因，生命就此卡住
「回想整個醫學養成的不同階段，幾乎都在學習看病和治病。只有在精神科實習時，才有機會看到更完整的人，有機會對人好奇，以及做更多思考。」
曾經，蔡伯鑫不覺得精神科是會常碰觸到「生死」的科別，但在日間病房接觸得越多，他更加堅定了截然不同的想法。「精神科是非常關乎生死的！」他說：「尤其在面對青少年情緒困擾、自殺等問題。」
雖然醫師不會直接面對死亡場景，但當服務的個案稍微一失足就會墜落萬丈深淵，更逼迫他不停思考：「做為一個『人』的存在，身為醫師到底可以為他們帶來什麼幫助？」
《空橋上的少年》以「蔡醫師前往拉達克的旅程」和「少年朋城的治療歷程」雙軸並行。一邊是學霸醫師，在成為主治醫師前夕考慮著要不要離職；另一邊則是懼／拒學少年，在18歲成年前要不要逼自己回學校的故事。這兩個看似在「成功人生」光譜兩端的人，卻同樣陷入對生命的迷惘和掙扎中。
蔡伯鑫雖沒有明確地寫出，但就連台灣頭腦最頂尖的一群人，也會對生命感到困惑。不知自己為什麼這麼做？不曉得為什麼來到環境艱困的異地？連要到拉達克看什麼都不清楚──更何況是對人生還懵懂未知的青少年？
一般人總以為，青少年懼學都有一個明確的原因，像是課業跟不上、被霸凌……但現實上，很多時候連他們自己也不清楚原因。
就是……只要一到學校門口，那個不舒服的感覺就會整個湧上來，壓得我胸口喘不過氣，身體像是動也動不了。 也不是不想進去，心裡明明覺得可以，就在前面了，就一步的距離而已，但就是……做不到，就是在害怕。 可是你說我在害怕什麼？人際關係。課業，老師，都還好啊。我就是沒辦法說出來自己在怕什麼。 也許我怕的，根本不是學校，而是我心裡的什麼？ 就好像……好像有一個黑盒子在那裡，讓人很害怕，甚至讓人覺得它本身就是害怕，可是一旦打開來，裡面很可能什麼都沒有。 好像我就是害怕，害怕，就是我……
這是來自於日間病房內的真實聲音，也是小說中的少年朋城發自內心的哀鳴。蔡伯鑫也在診間聽過許多青少年描述：「我也想跟大家一樣，但我就是做不到啊！」一旦他們發現不能適應環境，無法在團體、人生軌道軌上「定位」自己，生命就會卡住，無法繼續向前。「當別人都往前走了，就會發現剩你一個人。」
解開一個個結，陪伴一段段路
完成北榮的訓練，蔡伯鑫落腳基隆長庚，開始精神科主治醫師的日常。
精神科門診不像其他科別，醫師大多站在專家的角度「掃描」病人，查出病因、擬定計畫、開立解方。「我們更要能看到一個完整的人，幫他們把疾病的因素減少，讓他們的生命不會持續被卡住。」
診間裡，他遇見了許多連該怎麼說出自己狀況都不知道的孩子，他們就像被關在一個黑暗的房間中，被自己、家長、社會的期待朝不同的方向拉扯，內心被撕扯得殘破不堪。
某次，一位病人對蔡伯鑫慢慢說著自己因為國中課業壓力開始憂鬱，之後經歷幻聽、幻覺、多重人格、多次自殺……最後甚至苦笑著下了個註解：「事情就是從糟糕變成難以理解。」蔡伯鑫則盯著她的眼睛認真回答：「沒關係，我們重新讓這件事情變得一點一點可以被理解。」
「我不會只是停在說『你會好起來的』這樣的安慰。給予希望感很重要，但我覺得同樣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創造一個空間，讓他的故事好好地被聽見，告訴他經歷過的事情與感受都是真實的、可能也有其他人經歷過的，這會讓他原本孤單的感覺少一點，對他們就有幫助。」蔡伯鑫說。
幾次回診後，病人在診間崩潰落淚。 「可以不要放棄我嗎？我真的好想活下去。覺得這話很蠢，但我真的想活得好好的。 壓力好大，身邊一堆人鼓勵我，但我達不到他們的預期……」
「我們的目的不是為了『成功』，或讓他們『恢復正常』。」蔡伯鑫頓了頓道，「不小心偏離常軌這件事造成了很多茫然與不確定，導致人生卡住。但路不會只有一條，或許能找出其他更多的選擇或可能，就可以繼續往前走。」他在演講中也時常分享，戰或逃（Fight-or-flight）是面對人生的兩種態度，但一定要永遠選擇迎戰嗎？只要能從卡住的地方暫時離開，傷害或許便不會那麼必然。
談起醫病關係，蔡伯鑫給出了很哲學的看法。「醫師跟病人是一種一開始就注定要結束的關係，這是一個很奇怪的事情，但我們的工作就是這樣。」
有些醫師習慣用專業、抽離的角度去看病，判斷患者的問題、提出解方，蔡伯鑫則總是專心看著他／她，全神貫注地聆聽患者的一字一句。「精神科醫師比較有時間去跟病人、家庭談話。每個人、每個家庭都有他們自己的價值觀，即使有些不是我可以接受的，但我就會當作被帶出舒適圈，去不同的地方旅行。」
「硬要賦予意義的話，就是每一段的旅程，他分享風景給我，我分享風景給他，一起走一段路。」
守在診間裡，蔡伯鑫陪伴了一位位新的、舊的病人，春夏秋冬，日復一日。曾經有個青少年的治療終於告一段落，在最後一次門診時他說：「醫生，我們可以把這5年來談話的內容都印下來嗎？」蔡伯鑫欣然答應。有些個案帶著一段經歷走了，更多孩子之後就沒來了，而那些把自己緊緊鎖在房間裡，從沒出現在診間裡的病人，該怎麼辦？
《空橋上的少年》 搭建通往孤獨內心的通道
「最明顯的就是『懼學』，這也是我寫這本書的原因。」提到寫《空橋上的少年》的初衷，是因為蔡伯鑫一直想觸及沒有來到診間的那群孩子，讓他們擁有「找出口」的動力。「我一直在想，有什麼方法能讓他有力量往前移動一點？」
而什麼是「人生的出口」？這個抽象的形容，說穿了就是人生的一種狀態，甚至是一種標籤——成為醫師、進台積電工作、年薪百萬等等。每種「出口」，其實都會隨著時間、社會觀點，與價值判斷而浮動，好像只要抵達那個地方，人生就跟幸福劃上了等號。
「人生的出口根本不存在！」蔡伯鑫喊道，「重點不是出口是什麼，而是尋找出口的動力。我們要不斷往前走，『移動』才是最重要的。」
整整4年，蔡伯鑫幾乎每個假日都會背著電腦去咖啡廳「上班」。寫稿也不總是一帆風順——揭露醫病關係到底好不好？把自己丟到大家面前妥不妥當？醫院會不會有意見？更重要的，書裡牽涉到的當事人會不會因為這樣的書寫而受傷？每當遇見撞牆期，他更好幾度懷疑自己，想為接住他們多盡點心力，會不會只是自己一廂情願？
「去學校……就只是去那邊浪費時間。生活可能規律一點，可以接觸人群，可是不會融入。就會有一種感覺，自己跟所有人都融不進去，好像卡在生病的人跟正常的人中間，去哪邊都不會有人接受。」 一個躁鬱症的孩子這樣說過。
「如果人是社會上的螺絲，我就是那顆壞掉的螺絲。」 另一個罹患憂鬱症的大孩子，說著對自己的看法。
但一個個年輕孩子震撼、甚至哀傷的宣言不斷在他心中迴盪，刺激著蔡伯鑫一一克服所有的困惑與恐懼，最終完成了《空橋上的少年》，這本為他們而生的書。
小說的問世，讓蔡伯鑫多了一個暢銷作家的身份，書成了延伸到診間外的一份關懷，他也常受邀到學校和家長團體中演講。
校園裡，有個大男生在分享會後跟他談了許久，哽咽地向他感謝：「從來沒有人願意這樣聽我講話，而不是覺得我是在找藉口。」
另一個受到情緒困擾的高中生則對他說：「能在書裡感受到那種找不到出口的感覺。我也曾經有過那樣的經歷，但故事裡的主角選擇拒學，我沒有。我很幸運。我有父母，我有書，還有朋友。」
這些回饋，讓蔡伯鑫獲得巨大的鼓勵。他更明白這些付出，終於成功搭建起通往那群孩子孤獨內心的橋樑。
串連每個微小的聲音
離開北榮後，蔡伯鑫便一直待在基隆長庚，他也是目前基隆市少數的兒童青少年心智科醫師。擺脫了早年順從期待的「乖」與迷惘，他已把兒心科醫師當成自己的身份認同，寫作則是支撐他標誌方位的器具。
他笑稱自己是個「聊天系醫師」，門診裡每個病人花上15分鐘是家常便飯，初診更是長達40分鐘到一小時。他從不覺得自己只是一個單純「治療」疾病的醫師而已，孩子們需要被聆聽、陪伴，或許那種孤單感就能消解不少，大人眼中所謂不好的事情，便不會輕易發生。
即便不符合醫院的「經濟」效益──因為心智科看診花的時間總是太長，但在基隆長庚的支持下，蔡伯鑫仍想把兒心科的環境發展得更好；長庚也支持他走入校園、四處演講，因此他正慢慢摸索，希望未來能打造出一個串聯學校、家庭和醫院的平台，更有機會能接住這群脫軌的孩子。
「當然沒有那麼遠大的抱負啦，只是我願意去表達自己的看法，或許就有一些迴響，這些零碎的聲音就能被串連起來。」他暖暖地說。
「兒心科醫師真正能做到的，就是讓孩子們微小的聲音、念頭，都能被保障、被聽見。」
結束訪談時，基隆的細雨也正好停止。厚厚的雲層依然遮住藍天，但光線仍從縫隙灑落，映照在蔡伯鑫趕往夜晚門診的步伐上。
「在你不斷尋找你是誰的過程中，那就已經是你了。」《空橋上的少年》的最後，蔡醫師對朋城這麼說。這也是蔡伯鑫在診間中細心傾聽，陪伴孩子們「移動」時，沒有說出口的溫柔。
蔡伯鑫
PO-HSIN TSAI, M.D.
兒童青少年精神科醫師，現於基隆長庚紀念醫院服務，著有《沒有摩托車的南美日記》、《空橋上的少年》。
成績優秀，被家人期待而就讀醫學系，成長過程中卻不停自我思辯，摸索各種方向與可能。因對人抱持強烈的好奇心選擇加入兒童青少年精神科，希望能幫助人生陷入迷惘暫停的孩子。
為了觸及診間外的病人，耗費4年撰寫《空橋上的少年》引起學子強烈共鳴，並被多所學校指定為必讀刊物。期待未來能打造一個串聯「學校−醫院−家庭」的平台，聆聽每個細小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