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躲避球，是許多人成長時的共同回憶。屏基醫療財團法人屏東基督教醫院在今年（2023）3月慶祝成立70週年，安排了這場世代回顧的競技活動；帶頭馳騁球場的屏基醫療執行長余廣亮，為了閃避躲避球，卻不慎摔倒在地，造成左手及腰脊骨折。經手術及復健治療後已逐漸康復，隨即纏著繃帶與護腰回到診間，繼續為病人診治疾病、祛除疼痛。
余廣亮是麻醉科、也是疼痛專科的醫師，病人的痛，他最有感。從醫師變成病人角色，將屆退休之齡的他看著身上的護具不禁笑了起來：「到了這把年紀，骨質疏鬆可不能輕忽！」
行醫30餘載，余廣亮的從醫生涯宛如時代縮影，從香港到台灣，再到非洲馬拉威，足跡跨越非洲大陸。秉持前輩醫療宣教士「哪裡有需要就往哪裡去」的精神，聞聲救苦、濟弱扶貧，幫助過四萬多人次的愛滋病人，涵蓋各色人種、老弱婦孺與不同階級。
這位滿腔熱血的醫師貼近病人心理、懂得病人苦楚、用愛幫助弱勢成長，努力實踐醫師濟世救人的情懷。
困頓童年，抱持助人之心
1958年余廣亮出生於香港，父母在1949年國共內戰時從廣東逃難到這彈丸之地。家中五個兄弟中他排行老四，全家七口擠在四坪大的屋子，「小時候家裡沒有廚房、也沒有浴室，曬衣服就往窗外插旗竿。」余廣亮回想起童年香港到處插滿千竿萬竿衣物，簇簇擁擁的特有景象，不覺莞爾。
由於當時家境清寒，在公共廚房、澡堂長大的余廣亮，自稱年幼懵懂無知，直到國小高年級，余家房子從四坪升級到八坪，兄弟們才有書桌可以溫習功課。他也開始涉獵課外讀物，尤其對自然科學特別有興趣，養成日後對生命探索的好奇與動力。
余家父母都是虔誠的天主教徒，因此余廣亮小學、中學都就讀天主教學校，也曾擔任神父旁的輔祭，但他卻在高三時受洗成為基督徒。之所以接受基督信仰，是因為以前一名鄰居同伴因為吸毒、偷搶坐牢，卻在獄中靠著信仰洗心革面、戒毒成功，後來他到校園傳播福音，引起余廣亮的好奇，想探究「上帝」的神祕力量。
也許因為從小生活困頓，余廣亮體會到自己需要被幫助，將來若有能力也想去幫助別人。當時香港八點檔正流行《北斗星》，余廣亮被劇中社工師助人的情節深深著迷，打算高中畢業後報考社工系。但父親希望他讀醫學院，將來可以救助更多人，後來便來台灣報考醫學院，順利考上高雄醫學院（今高雄醫學大學）。
因不用多說話加入麻醉科
位居南台灣邊陲的高醫，沒有國立醫學大學的豐富資源，也遠離國家政經核心，身為僑生的余廣亮，也意識到唯有更加努力，才能在台灣醫界中出人頭地。
就讀醫學院期間，隻身在台的他透過團契活動結交了不少教友，更遇見了長相廝守的另一半。因著彼此的分享、情感的聯絡，學習以關懷愛心服侍，在學生時代他就參與了許多偏鄉醫療支援、部落孩童照顧的行動，實現了既是醫師、也是社工師助人的志向。
余廣亮說，他的個性比較內向，不擅社交活動，「實習醫師時，每次遇到迎新送舊或醫學晚宴那種需要喝酒的場合，我就會用要加班或信仰的關係說我不能喝酒。」原以為這樣子掃興的行為會得罪不少師長，沒想到老師們並沒有因此當掉他，反而肯定他平時認真學習及用心照顧病人，他笑著說：「得到實習成績第一名的肯定，給了我很大的信心。」
實習結束後，同學們紛紛選擇了適合自己未來發展的專科科別，木訥的余廣亮則天真地請教學長：「有哪個科別可以不用多說話？」不禁被他逗樂的學長笑著回覆，「法醫或麻醉科醫師。」
同屬沉默的第二線專科，法醫面對的是冰冷的遺體及檢體，心臟要足夠強大；麻醉科在開刀房中掌控著病人的心跳與呼吸，更要熟知人體的各項反應，雖然難度極高，但接觸的至少是活生生的性命。仍希望與人有所互動的余廣亮，最終選擇成為了麻醉科醫師。
醫學院畢業後，余廣亮留在母校附設中和紀念醫院服務，跟隨前院長曾清楷教授專攻麻醉科疼痛領域，並長期研究安寧緩和醫療照護。之後取得高醫醫學研究所碩士及博士學位。在漫長的行醫過程中，他對生命有更深的思考及體會。
為病人了遺願，但自己呢？
2003年，SARS疫情肆虐全球，時任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委託高醫經營）麻醉科主任的余廣亮，經常面對SARS病人需要緊急插管讓呼吸道保持順暢的場合。
「有一次，我準備去負壓隔離病房幫病人插管，當我穿好防護衣、護目鏡踏進病房，還來不及打開病人的嘴，他就斷氣了。」
來勢洶洶的疫情令人猝不及防，這也帶給余廣亮很大的衝擊——生死只有一瞬間，瘟疫如同戰役，對人類健康構成極大的威脅。
在安寧療護專科陪伴臨終病人的過程中，余廣亮也逐漸發現，「病人在面對死亡時不僅會感到恐懼，也會思考是否有未完成的遺願。」
所以他常問自己，也問週遭的人：「當生命被壓縮到最後一刻，最想做的一件事是什麼？」絕大部分的人都會回答：「想和親愛的人在一起。」為此，他常試著打探病人心裡最深的「盼望」與「遺憾」，然後盡可能幫助病人完成心願，讓生死兩無憾。
曾經有位大腸癌末病人住進安寧病房，余廣亮從家屬口中得知，病人有位弟弟因為爭產失和，已經30多年沒有聯絡。余廣亮想為病人安排弟弟來到病房，但弟弟一開始不想相見，他不斷動之以情：「你哥哥日子不多了，他真的很想見你一面，你能不能去看他？」弟弟最後勉為其難答應，兩人終於相見。兄弟倆在病房含淚緊握雙手，雖沒有太多言語，但那一刻他們都釋懷了。幾天後，老先生安詳地離開人世，弟弟也感激余廣亮的貼心安排，讓他見到哥哥最後一面。
還有一次余廣亮去探望一名癌末的老師，老師因為疼痛要求打止痛針，對著余廣亮在病榻前不斷長嘆：「不值得、不值得。」他不解地詢問，老師才說出內心話，原來他奮鬥了一輩子換得了功成名就，但疏於照顧妻小，子女都送出國讀書，老來孑然一身，沒有親情的陪伴，「若是人生能重來，我會多留一點時間給家人。」
當時已在高醫服務17年的余廣亮也不禁反思：「我每天忙著教學、研究、臨床跟行政工作，跟老師一樣忙碌不堪，但忙碌的意義在哪裡？」他想，這是他人生要走的道路嗎？
學習服侍別人，啟程非洲
就在他思考如何突破人生瓶頸時，來自非洲的召喚改變了他的人生際遇。
2003年，屏東基督教醫院駐馬拉威醫療團需要一名團長，前來徵詢他的意願。余廣亮萬萬沒料到醫學生時代追隨史懷哲醫師的夢想，突然來到眼前。
然而此時44歲的他正值事業的顛峰，這一去可能是就是好幾年。他必須放棄在台灣優渥的工作及生活，在非洲過著近乎原始蠻荒的日子，此行成敗又關係著國家外交與個人前途，是福是禍誰也難以預料。
就在他陷入天人交戰之際，學生時代深入窮鄉僻壤，為弱勢者醫療服務的景象不斷浮出腦海——1999年台灣百年來最大的921大地震，他跟著世界展望會到災區，在瓦礫中為餘悸猶存的患者聽診，長達一年半的時間；之後跟著屏基醫療團隊到更遙遠的泰緬邊境服務。聖經裡的一句話突然出現在他耳邊：「學習去服侍別人，而不是別人來服侍自己。」
余廣亮想起高雄醫學院院長謝獻臣及寄生蟲學科教授陳瑩霖的身教，他們是台灣早期防治瘧疾的兩大功臣，曾到非洲參與國際公共衛生計畫，謝獻臣甚至不惜以身餵蚊供熱帶醫學研究，被譽為「台灣寄生蟲學之父」。
兩位恩師的教育典範為余廣亮投身非洲醫療帶來啟蒙；至今他仍記得已故老院長謝獻臣的一句話：「學醫不一定做臨床，滅蚊也能救人」。
他心裡明白，前進非洲是機會，開放給願意接受機會的人。
「我，願意嗎？」他心裡已有了答案。
之後，在和牙醫師太太陳怡思商量後，余廣亮毅然接下這項艱鉅的出使任務。深明大義的陳思怡，也在翌年結束牙醫工作，追隨夫婿的腳步到馬拉威照顧團員及病人。
初來乍到，處處皆為愛滋病
2003年7月，余廣亮啟程前往非洲。「我剛開始自信滿滿，以為一切都準備好了，沒想到一上飛機看到眼前『烏嘛嘛』的景象，忽然就開始緊張怕了起來。」余廣亮回想起出發時的景象。
「怕被殺？怕被搶？我到底在怕什麼？」恐懼源自於不了解，直到踏上非洲這塊土地，與當地居民實際接觸後，余廣亮才發現黑色人種其實是很友善、熱情的，原本的偏見與誤解，顯得何其荒謬可笑！
初到馬拉威，余廣亮立即投入第一線的診療工作，一天看診200多人是家常便飯。「第一個震撼教育是愛滋病！」他說，馬拉威人生活單純，沒有太多的物質享受與休閒娛樂，青少年就開始有性行為，青壯年族群感染愛滋病的比率高達15%！「在醫院裡點頭個或握個手的人，都有可能是愛滋病患。」余廣亮說，這是他在台灣未曾有過的經驗。
麻醉科出身的他，愛滋病原本不屬於他的專長，但來到非洲後每天接觸那麼多愛滋病人，「不管你懂不懂，都要去面對它。」於是他重拾書本，勤讀相關研究，並取得世界衛生組織與馬拉威衛生部合辦的愛滋病診斷與治療醫師資格及文憑，漸漸摸索出對病人最有利的治療方法。
在駐馬拉威的前四年半裡，他就經手了5300多名愛滋病人，相較在台灣難得看到一例，這簡直是「天文數字」。但令他不捨的是，多數病人都拖到末期才就醫，發現往往為時已晚。
余廣亮至今難忘，第一個愛滋病人當場死在他的面前，「原來死亡是那麼接近！」那個震撼讓他久久無法自已。「愛滋病在馬拉威雖然多不勝數，但病人普遍受到歧視，很多人諱疾忌醫，又誤信巫醫，拖到病入膏肓才到醫院。」他說，當時他才掛好號，還來不及幫病人診察用藥，病人就已撒手歸天，令人為之扼腕。
還有一名四歲的女童，因為母親垂直傳染無辜地染上病毒，加上營養不良，導致身體瘦小如剛出生的嬰兒，還來不及長大，就在母親幫她舔上果汁後，安詳地躺在母親懷裡死去，共享著這最後一點點的幸福。
這一幕幕揪人心肝的悲劇，每天都在醫院裡上演，讓余廣亮徹夜難眠。他體認到要拯救這些病人，光靠他個人的力量是不夠的，一定要透過團體的運作，有計畫性的從預防、診斷、治療，到心靈層面的諮商與輔導，才能克盡其功。
彩虹門診，愛滋病人的一道光
2004年，余廣亮在馬拉威衛生部以及各國際組織及機構的努力爭取，由全球基金對抗愛滋病、肺結核及瘧疾（Global Fund Against AIDS, Tuberculosis & Malaria）提供在馬拉威診斷及治療的經費支援。我國的外交部及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也同意，在馬拉威第三大城姆祖祖（Mzuzu）的中央醫院設置「彩虹門診（Rainbow Clinic）」作為愛滋病人的特別門診。這也是馬拉威北部地區第一個愛滋病醫療照護體系。
「彩虹門診這個名稱取自舊約聖經中上帝與人立約，以彩虹為記號，代表上帝永不忘記世人，也代表醫護人員不會遺忘愛滋病人。
余廣亮說，這個美麗的名字還可讓愛滋病人免於受到歧視，患者可以不說去看愛滋病門診，而改稱是去「看彩虹」。
短短4年內，彩虹門診就收治了5000多名患者，締造了馬拉威的醫療傳奇，讓原本身陷絕望的愛滋病人找到了存活的希望，更獲得馬國朝野及國際組織的高度讚賞。直到2008年因台馬斷交台灣醫療團不得不撤退，「彩虹門診」只能透過屏基和挪威教會的合作，改以非政府組織持續運作。至今病人累積了4萬多人次，為馬國愛滋病人開啟幸福之門，成為他們生命中美麗的彩虹。
不只醫病，更看見背後的問題
當求診病患越來越多，余廣亮跟團隊發現了一個嚴重的問題——馬拉威人沒有身分證，病程追蹤困難，每次看病都像在初診。病患到底領了多少藥？有沒有按時服藥？有沒有定期回診都無法得知，甚至可能連病人死了都不知道。
為此，余廣亮請了屏東基督教醫院的資訊室建置指紋辨識系統，讓病人憑一根手指頭就能辨認與登錄身份，配合條碼鍵入用藥情形，終於能有效地追蹤用藥與存活情形。這項創意研發再度獲得馬拉威政府與國際組織的高度肯定，也增加了日後「多邊合作」的機會，成為國際間資料交流的平台。
「彩虹門診」提供免費治療，讓很多過去付不起醫療費用的患者得以勇敢地與病魔奮戰。但當健康逐漸獲得改善後，某日一名愛滋寡婦突然向余廣亮下跪泣訴：「我生病時政府會提供生活津貼，現在我病好了，這些補助都被取消了，我有三個孩子要養啊，我該怎麼辦？」余廣亮這才驚覺：「愛滋病不只是個醫療問題，更是社會問題！」
為了解決病人們的經濟困境，醫療團除了提供愛滋病人營養供應，幫病人買營養品、補助就醫車錢以外，還幫忙找工作機會，讓患者可以無後顧之憂地抗病。例如彩虹門診就會雇用病人當志工，安排他們做些簡單的翻譯、衛教及體溫量測等工作，讓他們能獲得薪資津貼，供應基本的溫飽，還能安心就醫。
余廣亮還在當地一處先生多因愛滋病死亡、留下孤兒寡母的「寡婦村」，推行養雞、種蔥，以及製作豆漿等計畫，讓寡婦們習得一技之長，並將賺來的錢存起來。用以改善生活之餘，還有能力開辦一所小學，供貧童免費就讀。
「透過這樣的良善循環，一點一滴累積起來，馬拉威人民就有更好的未來。」余廣亮欣慰地說。
醫者父母心，在相處的四年半裡，余廣亮和馬拉威人建立了革命情感。他所付出的努力，深深打動了馬拉威人的心，大家都知道台灣醫療團有位「Dr. Joseph（余廣亮）」，是真心在為馬拉威人服務，就像自己的親人，無怨無悔付出，不求任何回報。
倉促斷交，許下承諾必返回
2008年2月台馬無預警斷交，讓余廣亮及醫院員工、病患都為之震驚！「怎麼會這樣？」「我們以後看病怎麼辦？」寡婦村跟豆漿小鋪的病人也跑到醫院詢問：「我們以後還能養雞嗎？」、「你們不要走，我們還有豆漿要做！」一時間兵慌馬亂，宛如世界末日。
台灣醫療團不得不撤退，余廣亮堅守到最後一刻，含淚關上醫院辦公室大門，並將中央醫院招牌下的中華民國國旗塗掉。
懷著傷痛準備離境，一名馬拉威酋長帶著族人開車趕了300多公里的路追到機場，只為了幫余廣亮送行。大夥兒抱頭痛哭、淚灑機場，紅著眼眶的余廣亮當場立下承諾：「我不會忘記你們的，我一定會努力爭取再回來繼續服務。」
難得的是，想到醫療團離開後彩虹門診可能停擺，員工更會失業，余廣亮在臨別前自掏腰包預支門診員工半年的薪資及津貼支票，委由當時中央醫院院長羅絲女士（Dr. Rose）每月發放給每位員工。這個無私的舉動令院長無比動容，也拉起兩人之間的信賴與情誼。羅絲院長後來成為馬國衛生部愛滋病防治及治療處處長至今，她也是日後促成屏基重返馬拉威服務的主要支持者。
離去看似放棄，一切是那麼地令人措手不及，許多計劃也因此戛然而止。但最讓余廣亮不捨與掛念的，則是眾多的愛滋病人，「那些都是我一個個救、一個個呵護的生命。」
返台後，余廣亮馬不停蹄地尋求國際組織及教會力量的支持，希望再度重返非洲，履行對馬拉威人的諾言。經過五個多月的奔走，他順利獲得挪威路加國際組織的支持，同年七月回到馬拉威商討再次服務的方式與可能性。終於在翌年七月成立國際路加機構（Luke International），以非政府組織的角色，如願重返馬拉威。
看到台灣人再回來，馬拉威鄉親無不流下了眼淚，爭相走告：「余醫師回來了、余醫師回來了！」只是這趟回來，余廣亮不能再坐上診療椅，為當年熟悉的病患問診，因為姆祖祖中央醫院的醫療支援行動已換中國大陸醫療團了。他必須以不同形式如公共衛生、醫療資訊等計畫的推展，才能為馬拉威鄉親服務。
「對我而言，能不能直接幫他們看病，那些形式都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們對生命的尊重。」他說。
突破外交困境，台灣真英雄！
余廣亮在馬拉威的服務與貢獻，讓他榮獲許多獎項的肯定，包括2008年第18屆醫療奉獻獎、行政院衛生署三等衛生獎章、2010年國際基督徒醫師及牙醫師聯盟組織對愛滋病健康促進尊嚴及權益貢獻獎、2014年經理人月刊Super MVP經理人、2016年內政部第一屆Hero@Taiwan台灣真英雄獎、2017年衛生福利部二等衛生福利專業獎章等等。
余廣亮說，馬拉威海外醫療援讓他人生下半場有了不一樣的體驗，包括對「富裕與貧窮」、「健康與疾病」、「生存與死亡」、「幫助者與受幫助者」等看法。馬拉威提供了很真實的體驗場域，「到馬拉威看似幫助別人，但其實最大的收穫是自己。」
現任屏基醫療財團法人執行長、屏東基督教醫院海外醫療宣教部主任的余廣亮說，台灣雖陷入外交困境，但他和屏基團隊仍不放棄在海外的公益志業，他們發揮「國際合作發展」力量，與政府、盟邦及全球各地的民間組織形成夥伴關係，攜手幫助地球村民生活得更好、更有價值。
過去非洲長期依賴歐美先進國家支援，余廣亮基於「給魚吃，不如給予釣竿」的概念，為培養馬拉威人獨力自主的能力，特別訂定技術、行政、財務及信仰獨力的四個發展目標，培養他們的核心價值、使命願景，以達永續經營。
他引以為傲說，屏基在馬拉威推動的醫療資訊與公共衛生等多項計畫，持續至今已邁入第22年，是馬拉威目前最大的醫療資訊機構，合作對象包括聯合國、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美國疾病管制署、比爾蓋茲基金會、挪威NGO組織等，總部設在挪威，執行地在馬拉威，台灣則是代理機構，形成緊密的三角夥伴關係。
2003年余廣亮追隨醫療宣教士的腳步，前進非洲叢林國家，實踐人道關懷、尊重生命的理想，一如70年前，海外宣教士飄洋過海來台行醫傳教。他就像上帝派來的使者，用愛幫助飽受歧視、垂死掙扎的愛滋病患，讓他們重拾求生意志，改善生活困境。20年來他逐夢踏實，不因外交中斷而停歇，更邁出堅實有力的步履，成為馬拉威人心中的台灣真英雄！
余廣亮
KWONG-LEUNG YU, M.D., Ph.D.
2003至2008年遠赴非洲擔任馬拉威醫療團長，為當地愛滋病人做出極大貢獻，現為屏東基督教醫院執行長。
香港出生，赴台就讀高雄醫學院後落地生根。2003年他獲得前往馬拉威服務的機會，聽從內心服侍的聲音，毅然放下光明前景前往非洲。
在當地服務期間，他引入病歷系統、創設彩虹門診、協助居民就業、輔導婦女培養一技之長，並串連各大國際機構引入資源提升馬拉威的健康照護品質。2008年因兩國斷交被迫返國後，透過非政府組織的角色重返馬拉威，持續對當地居民的照護。
曾獲第18屆醫療奉獻獎、Hero@Taiwan台灣真英雄獎、衛生福利部二／三等專業獎章，至今依然為弱勢族群的健康奮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