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邱文通 圖／謝瑞坤、林建榮
在臺灣癌症全人關懷基金會董事長謝瑞坤醫師的記憶裡，人生的起點既平凡又單純。家中共有四個孩子，他是長子。
父親畢業於中興大學農化系，是當年臺灣農業改良的重要推手，專精於農業改良研究；然而，這個家庭裡沒有醫學背景，也沒有任何人曾走上行醫之路。若依循家族脈絡，他的人生似乎理應與農化或生物科學相關，而非白袍與病房。
少年時期，他在建國中學就讀，數理成績向來優異，原本也考慮過工程、理科的發展路徑。高中是建國中學127童軍團，中學童軍的經歷開始有嘞希望能達到人生以服務為目的的發展方向。在那個年代，醫學院是一條特別受人期待的道路，同儕之間多半準備醫科，他也在這股氛圍中開始思索「是否要成為一名醫生」。
捨臺大就陽明的特殊選擇
1970年代中期，臺灣迎來一所全新的醫學院——國立陽明醫學院。謝瑞坤醫師在建中畢業那一年，成績在丙組名列第一。許多人以為他會直接進入臺大醫學院，但他卻作出一個出乎意料的決定，選擇了剛成立的陽明。
為什麼？他解釋其中的理由。陽明是新設立的公立醫學院，採取公費制度，對家境普通的學生來說，減輕了龐大的經濟負擔。另一方面也相信新的學校會有可能有更多的發展潛能。
就這樣，他成為陽明醫學院第一屆的學生。從那一刻開始，他的人生與醫學緊密連結，開啟了一段不同凡響的旅程。
陽明養成的榮譽與人文氛圍
作為創校第一屆學生，他與同學們幾乎從零開始建構一所醫學院的文化。陽明醫學院首任校長韓偉，以「教會辦學」的眼光經營學校，特別強調人文素養與社會責任。他推動「榮譽制度」，不僅是口號，而是真正落實在學生日常生活之中。
對謝瑞坤醫師來說，這樣的氛圍與臺大截然不同。除了專業課程，學校鼓勵學生積極參與社會服務與公益活動。第一屆學生沒有學長壓力，反而因為「什麼都要自己來」，培養了特別深厚的情誼。時至今日，四十多年過去，那一屆同學仍維持最緊密的聯繫，定期舉辦同學會，每次都有過半數出席，足見感情之堅。
韓偉校長的人生選擇，也深深影響了他。晚年罹患腦癌的韓校長，在生命最後階段重回臨床，實現「退休後再下鄉當醫生」的承諾。這種「醫者本質是服務」的信念，烙印在第一屆學生的心裡，也成為謝瑞坤醫師後來醫學道路的重要基石。
選內科再擇腫瘤科的職涯發展
陽明醫學院畢業制度特別，規定畢業生需先到地方服務六年，方能回到理想單位。不過，第一屆因制度彈性，有十二個名額可直接留校，其中六名由成績優異者獲得。謝瑞坤醫師正是其中之一，被分派到臨床組。
因為他動作俐落、做事快速，許多人原以為他會選擇外科。但他仔細思索後，決定改走內科。他解釋，外科的發展很容易受制於年齡與體力，而內科博大精深，一輩子都學不完。於是，他在實習階段便把外科技術能學的盡量學完，深知將來可能沒有再碰的機會，然後毅然投入內科領域。
這個決定，成為他職涯第一個關鍵分岔。
從內科再細分專科，他選擇了挑戰性極高的腫瘤科。這條路並不輕鬆，但卻充滿意義。他的指導醫師、臺北榮民總醫院內科部腫瘤科醫療科陳博明主任嚴格要求，讓他接受比同儕更扎實的訓練。按照規定，住院醫師需輪三年才決定次專科，但他提早就被主任留下來固定於血液腫瘤科。原因有二：其一，科內缺人；其二，陳博明主任認為他正好符合需求。這讓他比同輩更早確立方向，也意味著更長、更艱辛的磨練。陳主任的訓練最重要的就是一切以病人為優先，而且反映要能快而準。
第一批腫瘤專科訓練的命運轉捩點
1987年，臺灣首次引進美式癌症專科訓練制度，謝瑞坤醫師正好進入第一批學員。他常感嘆「運氣好」，因為若非選擇腫瘤科，就不會遇上這樣的機會。
這段訓練極為特別：前半年在中央研究院，之後到臺大、榮總、三總三大醫院輪訓。所有課程由美國教授駐台三個月以上親自教導，直接帶來最新的臨床案例與治療思維。他與五位同儕天天查房、討論，生活緊湊卻紮實。
報到那天，正好也是女兒出生的日子——1987年3月21日。這樣的巧合，成為他人生裡永遠難忘的印記。
回顧這段歷程，他常感念幾位「命中的人」。第一位是陳博明主任，讓他提前固定方向，得以進入新制度。第二位則是美國義大利裔導師—Wisconsin Cancer Center的核心人物Paul P. Carbone，不僅傳授醫學，更示範了如何以適當態度面對病人。他們身上共同的特質是：「看病不只是治病，而是照顧完整的人。」
這些貴人與機緣，使他的人生早早奠定了與全人照顧腫瘤醫學緊密相連的基礎。
從台北長大的平凡少年，到選擇陽明醫學院第一屆，再到成為臺灣第一批腫瘤專科醫師，謝瑞坤醫師的前半段故事，既是選擇的累積，也是時代的交會。若說命運是一張底片，那麼他所走過的每一步，正是逐格顯影的過程。這些經歷不僅形塑了他的專業方向，更鋪陳出日後「全人醫療」與「病人自主」理念的雛形。
臨床、制度的挑戰與醫療改革
進入榮總腫瘤內科後，謝瑞坤醫師真正踏上了與癌症正面交鋒的道路。這是一條挑戰極大的專業路徑，卻也讓他最能實現「醫者的使命感」。回顧那段歷程，他常用「幸運」來形容，因為一路遇到許多貴人與機會；但若仔細拆解，這份「幸運」背後，也包含他選擇的勇氣與承擔的重量。
1980年代末，臺灣的腫瘤醫學仍在起步。骨髓移植是一項嶄新的技術，臺大與榮總幾乎同時展開，形成某種微妙的競爭。謝瑞坤醫師跟隨陳博明主任，全程參與了榮總血液腫瘤科在骨髓移殖的發展。這段經驗，既是高度專業的訓練，也是醫療基本態度成形的見證。
榮總在那時率先積極引進新藥臨床試驗。許多醫院對此持保留態度，覺得做試驗只是替國外藥廠「打工」，卻忽略病人因此能更早使用新藥的價值。陳博明主任及謝瑞坤醫師所在的團隊，反而願意扛下風險與責任，積極推動。結果，當時大部分進入臺灣的新藥，都是由他們團隊率先引進使用。這讓他逐漸熟悉各類癌症藥物使用的細節發展，也由這些學習過程深刻理解「照顧病人的過程與時間就是最珍貴的學習成長資源」。
在這樣的環境下，他意識到醫師的責任，不只是醫療技術本身，還包含了病人能否在最短時間內獲得完整資訊以及取得最適合的治療。這種前瞻性，奠定了他後來推動「病人自主」與「資訊透明」的重要基礎。
一位病人的自殺是最深的挫折
然而，醫師生涯並非一路順風。謝瑞坤醫師始終忘不了的一次打擊，是一位病人的自殺。
那位病人帶著沉重的心理壓力來看診，他已經極力以最謹慎的方式解釋病情與治療選擇，但一週後，病人仍選擇跳樓離世。當女兒走進診間告訴他這個消息時，他感到前所未有的衝擊。
這件事讓他徹底反思：單純傳達醫學事實並不足夠，因為病人可能因「沒有希望」而陷入絕望。他因此改變了溝通方式，不再只強調治療數據，而是盡可能讓病人感受到「仍然有選擇」。在他心中，「沒有選擇」才是真正讓人窒息的事。
從此，他在看診時多了一份堅持：即使是最嚴重的病人，也必須讓他知道，其實仍然有另一條路可走。
病人自主的震撼來自赴美進修
1990年代，他前往美國紐約進修擔任臨床研究員(Clinical Instructor)。這段經歷，徹底顛覆了他對醫病關係的理解。
第一天報到，他就直接開始看門診。美國病人習慣自己蒐集資訊，常常帶著《今日美國》（USA Today）的新聞，甚至Time/Life的文章，當面質疑醫師的建議：「報紙寫這樣，為什麼你說的不一樣？」
在臺灣，病人多半完全依賴醫師；在美國，醫師必須隨時準備好被挑戰。這迫使他養成每天閱讀醫學新聞與文化資訊的習慣，甚至要能與病人聊運動比賽，以便建立互動。這種文化差異，讓他深刻體會到「病人自主必須建立在資訊透明之上」。
回到臺灣後，他決定推動「台灣全人癌症資訊協會」，希望透過網路縮短病人與醫師之間的資訊落差。對他而言，這不只是公共衛生的革新，更是他在美國經驗下的必然實踐。
全力打造全人醫療的雛形
在臨床工作中，他逐漸發現，病人的需求從來不只是醫學數字。化療後的口腔潰瘍、生活品質下降、心理壓力，這些問題往往比腫瘤本身更折磨人。
因此，他開始強調「全人醫療」。早年資源有限時，他能做的主要是心理支持；隨著醫學進展，支持性治療逐漸涵蓋營養、疼痛控制、生活品質維護。他推動的理念是：醫生不只是治療疾病，而是陪伴病人走過整段生命歷程。
這種觀點，也影響了他後來成立的基金會與學會，逐步將「全人醫療」落實為制度。
但回到臺灣後，他面臨另一個現實挑戰——全民健保。
健保的優點是不讓病人因貧困而失去醫療機會，但缺點也顯而易見：它鼓勵的是「量」而不是「質」。一名醫師若一天能看上百個病人，就被視為「績效好」，薪資比願意花時間解釋、陪伴病人的醫師更高。
對謝瑞坤醫師來說，這是本末倒置。他參與推動「癌症醫院評鑑」，希望藉由制度把焦點拉回病人本身。他們努力將「建立照護中心」納入規範，要求醫院重視病人的營養、心理與生活品質。雖然初期有些成效，但最終仍被健保預算導向稀釋，部分服務逐漸淪為形式。
這段挫折讓他更清楚：醫療體制的改變，不能只依靠政策，還必須從醫師與病人觀念的改變著手。
癌症病人的圓夢時光
在榮總的歲月裡，他遇見過形形色色的病人。其中，一位大腸直腸癌合併肝轉移的企業家，讓他印象深刻。當時最好的治療也只能延長生命六到十二個月。
在充分解釋病情後，這位病人選擇用剩餘時間圓夢。他買了一輛紅色跑車、一套新衣服、一頂紅帽子，開著車四處遊玩。每次回診，他都神采奕奕地分享旅程趣事。兒子告訴謝瑞坤醫師，那是父親一生中最開心的一年。
這個故事深深觸動他。醫師的責任不是幫病人決定要不要「遊山玩水」，而是提供完整資訊，讓病人自己做選擇。真正的醫療價值，是讓人在有限的時間裡，仍然活得有尊嚴、有快樂。
從病人的自殺帶來的自省，到美國經驗帶來的震撼，再到健保制度的矛盾，謝瑞坤醫師逐步建立起「全人醫療、資訊透明、病人自主」的核心理念。他深知，癌症治療不只是藥物與手術，更是一場關於希望、選擇與尊嚴的長期對話。
這些經歷，讓他從一名腫瘤專科醫師，逐漸轉化為醫療改革的實踐者。正如他常說的：「病人需要的，不只是治病的醫生，而是能陪伴他走完整段路的人。」
理念、產業與國際化的實踐之路
謝瑞坤醫師的人生歷程，若要用一個核心詞來概括，那便是「全人醫療」。這並不是空泛的標語，而是經歷了病人自殺的痛楚、美國病人自主的衝擊，以及健保體制矛盾的洗禮後，逐步淬煉出的信念。從理念到行動，他選擇以基金會、學會、產業顧問等多重角色，讓理想一點一滴落地。
為了讓理念真正走入社會，他創立了癌症全人關懷基金會。基金會的規模並不龐大，核心成員僅有他與兩位執行長，但運作卻充滿能量。
基金會的工作重點分成三個層面：
第一、教育醫護 —— 他帶領團隊深入偏鄉舉辦課程，補足地方醫療資源的缺口。花蓮、台東、宜蘭，甚至雲林，都是他常駐的足跡。他深知，醫療品質的落差往往在資源不足的地區最為明顯，因此希望把「全人醫療」的理念送到最需要的地方。
第二、支持病人 —— 基金會會協助不同醫院的病友團體，讓病人能彼此交流、分享資訊，減少孤立無援的恐懼。
第三、校園推廣 —— 每年進入國中校園，對兩三千名學生進行癌症防治教育。他認為，預防觀念應該從青少年開始培養，才能真正減少未來的醫療負擔。
這些努力，並非追求聲勢，而是務實地在有限資源中「做得到多少，就盡力去做」。
癌症醫院評鑑的困境
曾幾何時，他對癌症醫院評鑑寄予厚望。最初推動時，他與同道努力將「病人為中心」納入制度，期望醫院能建立完整的照護模式。前十年，他勉強維持了制度的核心；但隨著時間推進，評鑑逐漸淪為形式化，原本應有的精神被健保預算導向稀釋。
有病人曾抱怨：「明明開刀後瘦得厲害，卻沒有人提醒該找營養師。」這些細節，正是評鑑本來設計要避免的。當制度變得名存實亡，他只能無奈感嘆：「初衷不見了。」
然而，他並未因而停下腳步。他選擇透過基金會與教育，直接影響年輕醫師與護理師，希望在體制以外，仍能維持一股良善的力量。
除了臨床與教育，他也長期參與生技產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與東洋藥廠的合作。
當年，東洋一度陷入低潮，創辦人林榮錦找到他，請他幫忙。他協助完成第一個癌症相關藥品的研發，這個合作替公司打下翻身基礎。此後，他一路陪伴東洋數十年，成為長期顧問。
他常說，自己對東洋最大的貢獻不是「賺錢」，而是「省錢」。因為每一分錢都用在刀口，沒有走冤枉路。這其實是一種態度：不盲目、不浪費，專注在對的地方。即使後來公司更換經營團隊，他仍被尊重、被感念，證明了「專業與態度」比短期利益更能贏得長久的信任。
臺灣醫療輸出東南亞與中國
他始終相信，臺灣的醫療可以也必須走出去。多年來，他觀察到東南亞各國的潛力：菲律賓制度仿照美國，但國家經濟弱，要完整複製臺灣經驗難度高；馬來西亞 基礎較佳，曾經嘗試引進臺灣人才，有發展空間；印尼基礎薄弱，但若有長期合作，也能逐步推進；泰國醫療體系穩固，臺灣醫療可直接切入；對華人友善，是潛在市場；越南因過去共產黨體制而複雜，合作模式需要更審慎。
他認為，臺灣的醫療評鑑制度、癌症醫院評鑑等經驗，都能輸出。問題不在於專業，而在於「態度」——是以合作心態交流，還是以優越姿態輸出。
至於中國，他見證過醫療制度的快速翻轉。從嚴格的社保制度，到允許純外資醫院設立，中國市場既龐大又變化劇烈。他提醒台商：「現在進中國或許比過去容易，但風險也更大。」這份冷靜的觀察，展現了他對國際醫療產業的敏銳洞察。
人工智慧（AI）與精準醫療的未來
近年，他對人工智慧（AI）特別感興趣。他發現，病人日常的困擾，例如化療後的副作用、飲食疑問，往往透過AI就能快速找到答案。甚至有時候，AI的回覆還會引用他基金會網站的文章，等於把多年累積的知識重新整理給病人。
當然，他也警覺AI可能出錯，因此經常親自測試，把它當作「病人的輔助工具」而非「唯一依賴」。同時，他也用AI協助寫教材、準備演講，甚至比對醫學文獻，提升效率。
他笑說：「有時候病人會拿AI的答案來挑戰我，我就回：『這個AI說得不太對，換一個來比比看。』這樣的互動，反而增進了醫病之間的交流。」
對他來說，AI不僅是技術，而是可能彌補資訊落差的一座橋。這與他一貫的理念——資訊透明、病人自主——不謀而合。
醫師的身份之外，他的生活其實很簡單。他每天堅持走路，一天一萬五千至兩萬步；每週打兩次球；飲食原則也很單純：少吃、少澱粉、不過度。他說，這樣的習慣讓他在六年內瘦下七八公斤，體力精神都更好。
此外，他也在扶輪社中擔任過社長與疾病防治委員會，長年每週寫800至1000字的健康小文，至今累積逾百篇。他笑稱：「這些文章遲早要整理成一本電子書，與更多人分享。」這既是專業延伸，也是個人興趣的展現。
從臨床到制度，從基金會到產業顧問，再到AI與國際化，謝瑞坤醫師見證了臺灣腫瘤醫學的發展，也不斷拓展出新的格局。他從未自詡為改變世界的英雄，只是一步一步，把該做的事做到最好。
回顧數十年的行醫歷程，他最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病人需要的不是單純治病的醫生，而是能陪他走完整段路的人。」
這句話，或許正是他一生的縮影：在病人最脆弱的時刻，他用專業與溫度給予選擇；在體制最僵化的縫隙，他用堅持與態度維繫初衷。這樣的身影，既是一位醫師的故事，也是臺灣醫療發展的一段縮影。
謝瑞坤醫師簡介
【現職】
財團法人台灣癌症全人關懷基金會董事長
馬偕紀念醫院院長室資深專員
國家衛生研究院台灣腫瘤合作組織資料及安全監理委員會主席
永長欣診所院長
精準醫學特約顧問
【學歷】
陽明大學醫學士
【經歷】
May 2015 – Present 馬偕紀念醫院院長室資深專員
Jun 2003 – Jun 2011 台北馬偕紀念醫院血液暨腫瘤科主任
May 2014 – May 2015 台北醫學大學台北癌症中心癌症研究病房主任
Jun 2009 – Present 國家衛生研究院台灣腫瘤合作組織資料及安全監理委員會主席
Oct 2009 – May 2014 台北馬偕紀念醫院癌症中心主任
May 2009 – May 2012 台灣癌症資訊全人關懷協會理事長
May 2009 – Present 台灣癌症全人關懷基金會董事長
Sep 2006 – Sep 2010 台灣癌症安寧緩和醫學會理事長
May 2005 – May 2007 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理事長
【專長】
肺癌、 乳癌、 胃腸道癌症
泌尿道癌症及其它各類惡性腫瘤
轉移癌症、血液病、貧血、白血病、淋巴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