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

「醫師們當初選擇這個職業，一定都有同樣的使命，就是拯救病人生命，」程文俊說，「在這樣的共識下，我上任第一天就跟大家談醫院的走向，不用過去的損益、績效為主要考量，我希望提升品質、專業，跟社會貢獻。」他將長庚形容成一頭巨象，轉身總是會比較慢，「但他終究會轉過來。」

「一次唇顎裂手術只需一到兩個小時，卻可以重建孩子的一生。」賴瑞斌救治過的顱顏缺陷病人，有聽奧選手、疊杯冠軍、醫師、刑警、歌手、跆拳道選手及芭蕾舞老師等，他們在不同領域表現優異，無懼異樣眼光展現自我。「我希望每個人都能成為自己心中的完美。」

「我們讓媽媽陪他一整天，隔天禮拜日我來醫院陪媽媽，跟她談是不是讓孩子走得舒服一點？那時候安寧的概念還不普及，但媽媽覺得孩子也辛苦夠了，我就親手撤掉儀器，陪媽媽走過那個悲傷的時光。」「把病人救回來，獲得家長讚許這沒什麼好說的。但病人離開，還能得到感謝，我想這就是比較不容易的地方吧。」

人都難逃一死，但真正要面對一個人在自己的眼前逐漸停下呼吸，的確是一門很大的功課。「相對來講，整形外科面對死亡的機會比較少，術後結果立即可見，比較有成就感。而且整形手術是一種可以改變病人人生的手術，比較多希望、歡笑的時光。」就這樣，陳建宗成了羅慧夫最後的關門弟子。

初到馬拉威，余廣亮立即投入第一線的診療工作，一天看診200多人是家常便飯。「第一個震撼教育是愛滋病！」他說，馬拉威的青壯年族群感染愛滋病的比率高達15%！「在醫院裡點頭個或握個手的人，都有可能是愛滋病患。」余廣亮說，這是他在台灣未曾有過的經驗。

「當今醫療現在最大的問題是，病人失敗，但醫師成功。」他深信在救命的關鍵時刻，不能容許任何妥協的空間。當面臨抉擇時，他始終認為，醫者應要選擇那些能讓病人重獲新生的治療方法，而不是為了保全自己而選擇安全的道路——至少自己行醫至今，都是走在這條道路上。

「教學是最重要的事，我一定要先把學生教好，帶領他們投入研究，奠定深厚的基礎，這樣臨床服務自然能會有好的結果。」楊友仕強調，教學的目的是為了「傳承」，「一定要把最好的東西一代代傳下去，當師父的絕對不要留一手，學生比你好，比你厲害，有什麼關係？」

「老師們的身教、言教會影響學生，學生跟著老師，可以學到老師的行事模式、如何做選擇、決策，還有價值觀的傳承。」吳明賢說：「我們訓練出來的醫師要有高度，處理的是人而不只是疾病，更高層次更是要可以影響政策，讓社會更健康、國家更強壯」。

「美國的老師把學生當朋友，台灣的老師和醫師很有權威、高高在上，學生不敢問問題，或是問題太多反而挨罵。」愛思考、愛發問的湯銘哲回想自己的求學經歷，才發現原來是台灣傳統的教育觀念，讓自己總是被貼上問題學生的標籤。「這件事情改變了我的一生。我要成為這種老師，鼓勵支持學生要有自己的想法。」

「醫師病人化，病人醫師化」一直是賴春生奉行的圭臬。他認為一個良醫一定要有同理心，「醫師治病不能只看疾病本身，還要深入瞭解疾病背後的問題，包括病人的家庭背景、生活習慣、經濟狀況及求醫動機等等。醫師要多站在病人的角度來思考，如何幫助他們遠離病痛，這就是醫師的『病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