脫軌了，也能繼續向前 蔡伯鑫，給懼學孩子被理解的可能
一位病人經歷幻聽、幻覺、多重人格，甚至多次自殺未遂……她苦笑著說：「事情就是從糟糕變成難以理解。」蔡伯鑫盯著她的雙眼回答：「沒關係，我們重新讓這件事情變得一點一點能被理解。」幾次回診後，病人在診間崩潰落淚：「可以不要放棄我嗎？我真的好想活下去。覺得這話很蠢，但我真的想活得好好的……」
一位病人經歷幻聽、幻覺、多重人格，甚至多次自殺未遂……她苦笑著說：「事情就是從糟糕變成難以理解。」蔡伯鑫盯著她的雙眼回答：「沒關係，我們重新讓這件事情變得一點一點能被理解。」幾次回診後，病人在診間崩潰落淚：「可以不要放棄我嗎？我真的好想活下去。覺得這話很蠢，但我真的想活得好好的……」
兒童青少年精神科醫師，現於基隆長庚紀念醫院服務，著有《沒有摩托車的南美日記》、《空橋上的少年》。為了觸及診間外的病人，耗費4年撰寫《空橋上的少年》引起學子強烈共鳴，並被多所學校指定為必讀刊物。期待未來能打造一個串聯「學校−醫院−家庭」的平台，聆聽每個細小的聲音。
「林醫師，總院急診說有個病人自殺風險高，但他不願意住院，等一下他們會打針鎮定後送過來分院，辦理強制住院。」問之下，初步知道病人只是憂鬱症，最近一個情感事件後的自殺企圖與行為，似乎不符合精神衛生法中嚴重病人的定義，而病人又拒絕住院，這樣打針讓他睡著送來強制住院實在不妥…
在精神科住院醫師的訓練過程中，反覆學習到的是診斷性會談的重要。儘管生物精神醫學已有長足的進展，精神科醫師要做出診斷，主要仰賴的仍是會談，透過與病人的互動來收集資訊、仔細推敲，並擬定後續的治療計畫。換言之，雖然有診斷準則的存在，但診斷的「工具」，正是精神科醫師本身。
老師正和一位病人僵持著，已經重複了好幾輪相似的對話，卻從來沒有交集。「打開我的病歷，病史裡寫得清清楚楚，我不是沒有來由就跟妳討藥。我有十五種疾病，每一種都很嚴重，我只需要妳開給我三天的嗎啡來止痛。」老師直視著他，仍是搖了搖頭：「我不能輕易地開給你。嗎啡是一條不歸路。」
出門忘帶鑰匙，可能是大腦的記憶力出了問題；看書總是跳行，聽人說話經常走神，可能是大腦的注意力出了問題；工作上絞盡腦汁也想不出好點子，可能是大腦的創造力跟不上工作需求；年紀大了，說過的話轉眼就忘，可能是你的大腦衰老了；睡不著覺，或者剛睡著就遇到了所謂的鬼壓身，你可能正在經歷睡眠障礙……
2001年，李明濱成立了台灣憂鬱症防治協會，目標是建立「憂鬱症防治照護網」。「當時台灣很多憂鬱症患者沒有就醫，80%的自殺死亡個案，在過世前一年雖然曾經到醫療診所就診過，但只有50%看過精神科。」李明濱感慨，「我推動自殺防治，不只是搶救生命，而是為了建立人文關懷的醫療環境。」
A同學：「你不可以坐在那個椅子上，那是老師的位置。」亞斯同學很生氣地問：「為什麼？」B同學：「那本來就是老師的位置。」亞斯同學：「誰說的？」、「誰規定的？」他被同學們七嘴八舌的評論激怒，幾乎是怒吼著說：「你們都去死啦！」順手把手上的課本丟向同學。短短幾分鐘，整間教室成了戰場。
「你怎麼不乾脆去死啦！」當我強迫症最嚴重的時刻，家人對我說了這句話。我從小容易焦慮不安，每一件小事都會思考很久，縈繞在腦海中，揮之不去。上了高中後，強迫症開始明顯地困擾我，自覺不斷重複同樣的行為，卻停不下來。我對自己的價值感落至谷底，對生命的盼望，也是。因此也同時伴隨嚴重的憂鬱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