憂鬱症、焦慮症等精神疾患，已是耳熟能詳的文明病，到精神科就診再平常不過，而在1970年代的台灣，進精神科看病等同「起肖」，更是家族的奇恥大辱。但一個來自高雄茄萣海邊的漁港小孩，走進台大醫學院，敲開台灣精神醫學的大門，以醫者的仁心，矢志陪伴一顆顆迷途的心靈走出晦暗幽谷。
他是台灣自殺防治學會理事長、台灣大學名譽教授李明濱，從當年踏上荒煙蔓草的精神醫學長路起始，他便堅持這是精神科醫師的社會承擔。
「醫學的真諦，一定要以人文關懷為基礎，並運用專業、透過治療，為病人找回心與身的健康。」
茄萣漁村的赤腳小孩 考上台大醫學系
李明濱出生於高雄茄萣的小漁村，童年時期，爸爸是漁販，每天載著漁貨到台南販賣，養活一家大小。家裡的經濟並不寬裕，身為老么的李明濱讀小學時天天打赤腳，上了初中第一天才知道「原來上學要穿鞋、爬上二樓教室不用脫鞋」，但他聰明又用功，初高中都考上第一志願的台南市中與台南一中，1969年的大學聯考，更考上台大醫學系。
小村裡出現了第一個上台大的孩子，更何況是醫學系。放榜的那天，鄰居向爸爸道賀，爸爸嘴上只是淡淡地「喔」了一聲，連鞭炮都沒放，但他知道父親是驕傲的，更承諾自己要繼續用功，以後當醫生，榮耀父母。
剛進台大不久，西洋思潮正風起雲湧進入台灣，李明濱讀到一本佛洛依德的著作「夢的解析」，那是他第一次接觸心理學，彷彿進入一個神奇的新世界；同一時間學長帶他參加學校的佛學社團「晨曦社」，他很意外佛學有許多概念如存在、孤獨、生死和心理學相通，尤其「心經」短短的二百六十字，更深刻觸及人的認知與意念，讓他很是著迷。
父親驟逝 祖母的無助與無望
心靈上的探索才剛踏出步伐，但在現實生活中，李明濱卻遭遇艱難的人生大課題。大二才剛開學，遠在家鄉的父親突然腹痛送醫，因胃潰瘍緊急開刀，李明濱緊急返鄉，父親已昏迷；幾天後，父親因術後感染而過世，享年才59歲。
身為醫學生的李明濱，心中很多疑惑，但更多的是感傷，尤其面對高齡祖母，全家上下沒有人敢跟她說實話。之後的兩三年，每當她問起兒子在哪，家人總是不斷騙她：「伊去台北」、「伊去看病」，後來祖母似乎猜出真相，卻佯裝不也不再追問，只是日益沈默，鬱鬱寡歡，最後連飯也不吃，鎮日臥床，在父親走後4年，離開了人世。
「我後來才明白，祖母那時已是憂鬱症，人生無助、無望…」身為醫學生的李明濱更發現，面對生命的重大失落，很多人和祖母一樣無法甚至拒絕承受。
但在死亡來臨的當下，該如何告知家屬真相？告知之後又如何給予心理支持？身為醫者，除了治療生理的病痛，醫療與科學又能提供怎樣的心靈協助？雖然還未找到答案，但這些疑惑卻在年輕的李明濱心中，悄悄迴響。
翻譯60萬字「自我的掙扎」 奠定人生基石
與精神醫學的因緣，逐步牽引著李明濱。
大四時他主編「台大醫訊」，在一次訪問精神科住院醫師林克明學長時，接觸了新佛洛依德學派，更點燃他心中對精神醫學的探索熱情。林克明給他一本著名心理分析學者、新佛洛伊德派的領導人物卡倫．荷妮（Karen Horney）的英文原文書「精神官能症與人性的成長」（Neurosis and Human Growth，譯為「自我的掙扎」）。
這本書是荷妮畢生論述的總匯，分析人性發展過程中遭遇的一切困難，在自我追尋時的掙扎，並提出樂觀積極的解決方法，如何認識自我與實現自我，建立健全人生，引導自我走上光明的坦途。
對精神醫學的一股熱情，李明濱為了看懂這本書，解開心中的迷惘，他費時2年，一字一句完成60萬字的中文翻譯。「暑假的時候我每天就抱著我的遠東英漢大辭典，翻譯的時候有一種Horney就在面前在跟我講話的感覺，幫我打下了很大的基礎。」
當他將完成的稿件拿給老師看時，老師先是一副「你在跟我開什麼玩笑？」的表情，接著則是驚喜交加。「陳珠璋教授後來不但協助我校閱，幫我寫了新書出版的推薦序，實習醫師結束後也通過評審給我機會進入神經精神科。」翻譯這本巨作影響他極深，引領他從此真正大步走進心身醫學的殿堂，更決心將一輩子都奉獻給這門專科。
另一方面，這本書也幫李明濱賺到6萬元的版稅（當時他每月住院醫師薪資是五千元），成為他結婚成家的基金，娶了小他三屆的台大學妹，為他奠定了人生的另一方基石。
不得已的謊言：「我在腦科，專門醫頭痛睡不著」
1976年，李明濱台大醫學院畢業，進入台大醫院神經精神科當住院醫師，當時患者主要分為兩種：一是憂鬱、焦慮、失眠、眼睛乾澀等，因為自律神經失調的「精神官能症」；二則是語無倫次、出現幻聽等精神分裂症（現已改稱為思覺失調）。
當時台灣還沒有「精神疾病」的概念，甚至認為「精神病會傳染」。
這群人不只被視為「神經病」、「瘋子」，還會遭到歧視、驅趕，污名化非常嚴重。因此除了一路支持理解的妻子外，李明濱起初根本不敢讓其他親人知道自己選了這一科。
尤其是父親過世後，長兄如父，比李明濱大上20多歲的大哥一路栽培他、關心他，但當大哥每回問起他在哪一科時，他總是唬弄說自己在「腦科」、「幫病人醫治頭痛和睡不著」。
甚至連醫界同仁也會對神經精神科「另眼看待」。李明濱苦笑回憶，有幾次和其他科的住院醫師聚會，當他一說出自己在神經精神科時，氣氛瞬間凍結，「他們都以為我聽他們講幾句話就會被看透心理，或被當作瘋子，而怕得不敢多說話。」
然而，再多的歧視和冷眼，也澆不熄李明濱對心身醫學的熱情和決心，精神科雖是一條寂寞的路，但他相信，只要堅持下去，一定會有被理解認同的一天。
尋找守門人，做最堅強的後盾
除了誤解，李明濱發現另一個很大的問題：當年的台灣社會，一般人沒有憂鬱症、焦慮症的觀念。
「病人都會根據自己的症狀來掛號，胸悶看胸腔科、頭痛看內科、胃痛看胃腸科…但很多憂鬱、焦慮、恐慌的病人在各科繞來繞去，都找不出病因，沒人知道可以去看精神科。」因此他決定主動出擊。
當時民間遇到類似的情形，第一個反應就是去廟宇找乩童，所以李明濱很有興趣與他們互動，邀請他們擔任第一線的「守門人」。
「哇，你救人救很多耶！但要是你遇到那種打人的、自言自語的、傻笑的啦，那個現在吃藥會好耶，你可以叫他來找我。」李明濱操著流利的台語在廟裡泡茶，用易懂的方式跟他們說明醫學的幫助。
他不斷地抽空走訪社區，拜訪廟宇，請他們跟民眾們科普。推廣也逐漸出現成果，某次門診快結束前，忽然一群六七個人出現說要看他，「原來他們是某廟宇的乩童指示他們要來北部看精神科，神明最後指名要看李明濱。」
他還分享，多年前明華園歌仔戲團當家小生孫翠鳳整天心悸、頭痛、胃痛，提不起勁，但她看遍各科，檢查報告都「正常」，直到有人建議她去看精神科的李明濱，才查出原來是恐慌症合併憂鬱症。「一開始我不認識她，初診時她只有說她的職業是藝術表演者，後來看到電視介紹才知道她很有名。」李明濱談起這段緣分的開端。
之後孫翠鳳遵照李明濱的醫囑按時用藥，調整生活作息和心情，加上家人支持和陪伴，終於找回健康。她不止四處演講分享自己的經歷，後來更擔任憂鬱症代言人，鼓勵有憂鬱傾向的人及早尋求專業的醫療協助。
她告訴李明濱：「得了憂鬱症，我才知道原來心理會影響生理，要就醫、要吃藥，而且我們會好起來…」
深知「心」與「身」會相互作用，李明濱化被動為主動，走出診間積極與第一線的「守門人」合作，並扮演背後關懷與支持的角色，在病人最需要關心的時候看見他們發出的訊息，提供醫療協助，成為他們最堅強的後盾。
推動精神科照會制度 投入心身醫學
就像孫翠鳳的例子，李明濱說，當年他剛進入台大醫院神經精神科時，在臨床上看到的不只是精神分裂症（現稱思覺失調症），而是看到愈來愈多病人有精神官能症與心身症（心理相關之身體疾病），時稱腦神經衰弱。「身心本來就是一體的，心理的壓力會給生理帶來不適，而生理的病痛也會對精神造成傷害，所以要全面性的去檢視。」
他擔任總醫師時，台大醫院正開始積極推動「照會精神醫學」，也就是當病人治療疾病過程中合併有嚴重精神問題或衍生睡眠、情緒問題時，該科醫師要照會精神科，提供身心照護的醫療資源。例如癌症患者因擔憂病情而出現嚴重的壓力或憂鬱時，如果沒有精神科醫師協助處理，可能會影響到身體狀況，甚至病情。
當時台大醫院大概有1000張病床，李明濱是精神科唯一一個照會醫師。他每天在不同科別到處穿梭，處理各式各樣的狀況。曾有心臟病患者才剛開完刀，病情明明逐漸好轉，卻突然哭泣不止，李明濱會診後才發現原來是血中鈉含量過低引發的情緒失控；還有腎臟病人突然胡言亂語，緊急照會才發現病人幾乎量不到血壓，以致引發意識障礙。
「總醫師時期雖然很累，但一年看了幾百個病人，讓我功力進步很大，我也更明白生理與心理之間的關聯。」
照會醫師更常處理的另一個難題是「病情告知」。李明濱說，對於病情嚴重的病人和家屬，他常思索如何告知？如何協助他們面對難關、走出心靈重創？尤其他常想起阿嬤過世前幾年的模樣，因為心情憂鬱導致身體每況愈下，家人們著急難過卻無能為力。現在自己身為醫師，更要用同理心和專業資源，溫柔撫平病人和家屬的傷痛。
1980年，台大醫院讓神經精神科各自獨立，正式成立精神科。李明濱也在一年多後前往美國羅徹斯特大學研究心身醫學。他說，這趟進修讓他進一步確實了解心身醫學正是「全人醫療」，可以和其他科別合作，為病人提供身心合一的醫療照護。
改革醫學教育 人文關懷優先
返台後，李明濱決心以心身醫學為職志。然而，在一次又一次的臨床照會經驗中，他發現到一件事——很多醫師的醫術和專業雖強，但往往只看器官的病變，卻不曾看清病人和家屬心中的「感受」。
有一次，一位心臟病患者裝了葉克膜仍不幸病逝，就在加護病房外，面對淚流滿面的家屬，主治醫師一開口卻是：「這次使用葉克膜，全部費用30萬元，健保不給付，你們得自費…」。
李明濱很感慨：「醫學教育不該只是傳授技術，更需要人文關懷」。1991年起，他升任台大醫學院教授，嗣後當時的醫學院院長謝博生邀他投入醫學教育的改革，希望在醫師養成的過程中，注入「以人為核心」的觀念，讓每位台大醫學院學生未來披上白袍時，都有一顆關懷的心。
然而，改革並不容易，尤其在台大這座不容挑戰的白色巨塔裡，少數教授級資深醫師，已習慣在病人面前展現高不可攀的權威架勢。但李明濱沒有辜負謝博生的請託，他耐心說明，全力規劃，不久後台大醫學院新設「社會醫學科」，還成立院級的「共同教育室」，李明濱都擔任第一屆主任，前者在教學內容中強調「醫病溝通」與「醫療倫理」等人文關懷的重要性，後者則是協調全院，一起推動教育改革。
一聲招呼 醫病關係的美好起點
李明濱更一遍遍在課堂和診間提醒學生，病人是「人」，醫病之間是平等的雙向溝通，而非上對下的單向指令。醫師即使有高度專業，但每個患者或家屬也有各自的尊嚴、利益和價值觀，「我們彎下腰，多付出一點關懷，病人的心情就會大轉彎。」其實他說，「以病人為師」是他最大的喜悅。
他常說一個故事，以前有個學生當住院醫師時，為一位住院年長癌末病患抽血，但因對方血管太細，學生悶不吭聲又是綁緊又是拍打，弄得滿頭大汗抽了十幾次卻還是以失敗告終，搞得患者抱怨連連，氣到向院方投訴，還說不要再看到那位醫師。
後來換了前面那位醫師的同班同學去抽血，進門後他先跟病人打招呼：「李太太，我是李醫師，今天過得怎麼樣啊？我來給你抽個血好不好？」一句問候換來病人開心的笑容，哇啦啦回答一大堆，醫病雙方心情都放鬆了下來。後來抽血還是不順利，當醫師越來越緊張，沒想到病患居然安慰他：「你慢慢抽，我不怕痛，我血管本來就比較細。」
「同個病人，同樣抽血不順利，結局卻完全不同。人文關懷其實再簡單不過，就是把病患當成一個『人』，讓病人感覺被尊重、被關心。」
學生廖士程醫師也曾這樣形容李明濱：「老師不只是拍拍病人肩膀說聲：『你好辛苦啊，加油！』而是能準確地以同理心面對個案，讓他們將積壓的情緒與不滿發洩出來，解開心中的死結。」
設計心情溫度計量表 帶領病人自覺
推動醫學人文教育改革的同時，李明濱也沒有落下自己在心身醫學專業上的研究。他觀察到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病人根本不清楚自己生病了。
「感冒會咳嗽、流鼻涕，但心情不好是很主觀的事情，很難自我察覺，也沒有工具去了解自己的內心狀態跟憂鬱的程度。」
因此，他引用了Leonard R. Derogatis博士所編著的精神症狀量表（SCL-90-R），將滿滿90道題目配合本土與實務濃縮成只有5題的簡式健康量表（BSRS-5），更與團隊花了數年時間進行臨床研究來證明其可信效度，最後將其稱呼為「心情溫度計」。
五道題目，只需短短的一分鐘就能快速地檢測自我身心狀況，讓抽象的心情，具象成可評估的分數，並讓患者自己與醫療人員可以立刻發現問題，幫助了許多憂鬱無助的人即時接受了專業治療，成為「自殺防治守門員」最重要的一步。
深入基層 建立憂鬱症防護網
從推廣心身醫學，到醫學人文教育改革，推出心情溫度計，李明濱的努力日漸有了成果，台灣社會逐步正視憂鬱症等精神疾病，醫師和民間組織開始對患者付出溫暖與關懷。
1999年，台灣發生921大地震，造成2415人罹難、11305人受傷、5萬棟房屋全倒、5萬棟房屋半倒的重大傷害，不少民眾心理都產生了創傷。李明濱擔任心理衛生小組召集人，帶著精神科醫師團隊前進災區關懷民眾的心理健康狀況，「但奇怪的是，我們的攤位鮮有災民過來，而隔壁的收驚攤位卻大排長龍。」
李明濱馬上跟隔壁攤位打好關係，請他們擔任守門人為民眾做第一線的諮詢：「晚上會不會緊張到失眠？有的話要不要順便去隔壁看一下，填一下心情溫度計？」這個小插曲這也讓他再度體悟，即便已經把門診搬到民眾面前，直接敲門進來尋求幫助的人還是很少，需要他們所信賴的人幫忙推一把。
他想到，20年前他剛成為精神科醫師時，曾借助宗教團體的力量，深入社區與廟宇合作。是否還有一群人，了解患者家屬的心情與需求，也能說動家屬將病人帶到醫院的診間呢？
2001年，他結合各方資源，成立了「台灣憂鬱症防治協會」，目標是推動建立「憂鬱症防治照護網」。
「當時台灣很多憂鬱症患者沒有就醫，80%的自殺死亡個案，在過世前一年雖然曾經到醫療診所就診過，但只有50%看過精神科。」李明濱感慨道。
相比20年前，醫療資源已經更為豐富，開業診所林立街頭，醫師們也普遍受到患者敬重。他希望教導基層醫師認識憂鬱症，讓他們都能擁有診斷與發現憂鬱症的能力，成為幫助病人們敲開精神科門診的那個人，共同建立起一張憂鬱症防治的大網，避免造成更多遺憾。
這份信念和做法引起當時台北市衛生局局長邱淑媞的高度肯定，2003年力邀他出任台北市立療養院院長，推動建立社區憂鬱症共同照護網，強化與一般醫療網之合作，搶救許多在情緒幽谷的患者。
2005年，李明濱又出任台北醫師公會理事長，2007至2013年更成為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他站上更大的戰場整合資源、落實理念，協助衛生署（衛生福利部前身）規劃設立「全國自殺防治中心」，讓自殺與憂鬱症不再是不能說的祕密，讓病人盡早接受治療。台灣每年的自殺死亡數也從2006年的最高峰4406人開始逐步下降，2010年起，自殺更跌出國人十大死因排行榜外。
點一盞燈 讓醫病溝通有溫度
「我推動自殺防治，不只是搶救生命，而是為了建立人文關懷的醫療環境。」
回頭看這些成果，李明濱念茲在茲仍是人文關懷。他力推十多年的「自殺防治法」，終經總統於2019年6月19日公佈實施；該法開宗名義的第一條也正是以關懷為基礎。
他堅持，只要醫師心存人文關懷，醫病溝通便有了溫度，便能在病人心頭點亮一盞燈。
就像他行醫數十載，即使行政工作忙碌無比，在門診面對病人卻始終是他最喜歡的事。他至今每週仍有門診，一個下午至少要面對50多位病人，嚴重的有人外遇、有人刷爆卡，輕度的也有人擔心兒子考不上大學、煩惱女兒成天玩手機。
曾有位80多歲的病人，原本病情控制得很好，卻誤信了鄰居的話擅自停藥而發病，半夜衝到陽台上正當要跳樓之際卻忽然想到：「我明天跟李醫師還有約，要跳也要跟他講完再跳！」
到了門診時老先生邊說邊哭，李明濱發現他自行停藥後，不但沒有絲毫不耐或責罵，反而向老先生道歉：「是我沒跟你說清楚隨便停藥的後遺症，真歹勢…不要怪鄰居，怪我沒有跟你說清楚啦！現在你知道不能停藥了，回去要好好吃藥，而且答應我一定要再回來門診看我喔…」
短短幾句話，李明濱放下身段輕聲呵護，讓患者沒有自責，不但答應「好好吃藥」，更做了「回來複診」的約定，建立起人際連結，阻止了悲劇發生。
「只要抱著正向的態度，不批判、不下指令，而是用鼓勵、關懷和同理心與病人溝通，讓他們看見希望，他們就會配合治療，人生可以重現曙光。」
但他也提醒，精神科醫師時常要接收到病患的情緒與故事，難免會受到影響。只要把握好一個原則，就是「同理（empathy）非同情（sympathy）；視病猶親（friendly）但非親（friend）。」態度超然，就能站在專業的角度，更好地去幫助他們。
最後一哩路：自殺防治學雜誌
從一個不敢向家人明說的神經精神科小醫師起步，李明濱努力了近半個世紀，為台灣的精神醫學、心身醫學、醫學人文教育，從荒涼沙漠走出了碧草如蔭。
71歲的他現在依然為憂鬱症防治努力，自殺防治學會今年4月推出全新刊物「Journal of Suicidology (自殺防治學雜誌），為更多專業精進的研究，建構一個永續經營的平台。
「這也是最後一里路，要把台灣本土的經驗，推出去讓全世界知道。」李明濱的臉上難掩自豪，而他眼底燃燒的熱情與使命感，一如46年前那個不畏人言的小醫師，始終閃亮，永不熄滅。
李明濱
MING-BEEN LEE, M.D.
台灣精神醫學拓荒者，一生倡議並實踐心身醫學，推動精神病去污名化，現為台大醫學院名譽教授，台灣自殺防治醫學會理事長、全國自殺防治中心主任。
高雄茄萣漁港小村長大的李明濱，考上台大醫學系後深深對心理學感到著迷，大五時他花了整整兩年的時間，翻著字典將60萬字的心理學巨著《自我的掙扎》翻譯成中文，奠定精神醫學的基石。
成為精神科醫師後，他體會到心理、生理之間深切的關聯與影響，因此積極推動全人醫療的心身醫學，打造精神科照會制度，並推動醫學人文教育改革。
率領團隊打造「心情溫度計」，串連基層診所建立起憂鬱症防護網，並獲任命為台北市立療養院院長，此後又獲選為台北市醫師公會理事長、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他又接受衛生署委辦成立「全國自殺防治中心」，扭轉國人對精神疾病的認知，讓憂鬱症患者及早被發現，並協助建構自殺關懷訪視系統，推動人人是守門人理念，2010年終於讓自殺跌出十大死因之外。
著有《解憂診療室》、《精神醫學小百科》、《醫學人文饗宴》、《壓力人生：情緒管理與健康促進》、《實用精神醫學》、《精神醫學新知》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