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視網膜剝離、視力模糊的病人，本來需要伸手觸摸探索慢慢地走進診間，但在手術後重見光明，滿臉欣喜地環視四周，仔仔細細、完完全全地把周遭景物重新收進眼簾、印入腦海。
當年還是個年輕住院醫師的賴旗俊，原本對選擇眼科十分猶豫，但看到老師幫病人治療後，病人臉上散發的光芒，讓他不再猶疑，決定做一個「點燈人」，將光明送到病人眼前。
至今，賴旗俊已成功地讓上萬病人的靈魂之窗，重新發光。
文藝青年 一路北漂
「如果要問什麼最讓人恐懼，除了死亡，我想應該是無法再看見這個世界的美好吧！」賴旗俊這麼說。
曾任林口長庚醫院副院長、國際醫療推動小組主席，現任基隆長庚醫院院長、亞洲太平洋玻璃體視網膜醫學會（APVRS）理事長的賴旗俊，是國內黃斑部病變和白內障手術的知名專家，已治療黃斑部病變超過20,000例、執行視網膜黃斑部手術超過8,000例、白內障手術超過12,000例；尤其是高度近視黃斑部病變手術，獨創「內限膜轉位合併自體血治療」，成功率接近100%，讓過去有一半失明機率的病患，安全又快速地找回視力。
不過他可不是從小就立定從醫的志向。
出生在屏東縣高樹鄉大武山下的一個小村莊，家裡務農的賴旗俊，因為從小功課不錯，很早就成為「北漂青年」，先微漂到高雄念國中，再遠漂到台北的師大附中。賴旗俊說，在屏東鄉下，醫師是很崇高的行業，那時候醫師大多是在診所，即使半夜都會出來看診，所以很受人尊敬，收入也不錯。
雖然不是從小立志行醫，但因為會讀書，加上父母的鼓勵和期望，賴旗俊考上高雄醫學院後（現在的高雄醫學大學），順理成章地踏上了行醫之路。
創辦高醫的杜聰明醫師有崇高的理念，以哈佛為榜樣，想在南部成立一個學風自由的醫學院。賴旗俊俊回憶道：「我是31屆，當時台灣雖然已經退出聯合國，但之前與世界衛生組織（WHO）的合作，讓學校不但國際化，老師對研究也很有熱忱，很晚了研究室依然燈火通明。」
當時高醫的校長是消滅台灣瘧疾有功的寄生蟲專家謝獻臣，老師與校風都非常開明，希望培養出世界一流的醫師，「聽說校長為了研究寄生蟲，甚至讓自己被寄生蟲寄生。」他笑著說起這段奇聞軼事。
在這樣自由奔放的學術氛圍中，賴旗俊擔任起校刊編輯。1980年代，校園運動風起雲湧，當時校園裡還有教官，因為不滿教官審查校刊，學生與校方發生過一些衝突，「我還曾經在校長室前面抗議，現在想起來真的很大膽，」文青賴旗俊笑著說，「當年我就是衝在最前面那一個！」
而學生時期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則是第一次看到大體老師，「那種感覺非常震撼，他們願意把自己的大體捐出來，裸露在學生面前，真的很偉大。其中有些還是醫學院的老師，即使不能說話了，還是透過身體來教導學生，非常無私、令人感動。」這也觸動他要學好醫術，幫助更多人的念頭。
時光匆匆，學生生涯轉眼即逝。畢業後賴旗俊服完兵役，最後選擇加入長庚醫院的外科。
一心作大事 從整形外科到眼科
長庚醫院的整形外科很早就名聞海內外，賴旗俊聽聞羅慧夫院長在唇顎裂整形修復的事蹟後深受感動，一直期望能加入長庚的整外團隊。
「內科很不錯，但我個性比較straightforward（簡單、直截了當），更適合外科」。在長庚的不同外科訓練了整整一年，賴旗俊終於輪到整形外科，實現站在羅慧夫院長旁學習的目標，沒想到這也同時讓他認識到自己的不足。
賴旗俊說，羅慧夫醫師的毅力和耐力跟鐵人一樣，因為院長清晨六點就要查房，所以他們四點就得起床為病人檢查、換藥，之後馬上就要進開刀房，「那時正好有不少手指斷掉的患者，接神經、血管是很精細的功夫，常常要開到晚上12點，下刀後還要值班，常常連續36小時沒闔眼。」他苦笑道：「有的人體力很好，連續熬幾天夜都沒事，我本來以為自己禁得起考驗，但後來上刀時，學長還特地問我臉色怎麼那麼蒼白！」
鐵打的身體也禁不住這樣沒日沒夜的工作，加上當年新光醫院剛成立，台灣醫療環境也正在檢討住院醫師制度的問題，許多同屆的醫師都陸續離開。「那時在外科和我很好的人也有不少要去新光，我本來都要辦離職手續了，但有個在眼科的徐姓同學說他們正好缺人，問我要不要過去。」
一心想「做大事」的賴旗俊坦言，對眼科原本沒什麼興趣，「因為我覺得眼科是小科，想走整形外科這樣的大科。」但同學又說服他一樣都是外科，不妨試試看。「我想好吧，就試試吧！」跟總醫師聊完後，賴旗俊接著詢問什麼時候開始上班？沒想到對方沈吟了一下反問：「今天晚上能來值班嗎？」賴旗俊笑著說，當年他就是這樣稀裡糊塗地走進了眼科。
科不分大小 找到從醫價值
面對人生這個重大的職涯決定，賴旗俊說他其實也曾經後悔過。
「以前在外科值班時，半夜緊急狀況被call起來不是病患要CPR，就是有人受傷要緊急開刀，緊張卻很有成就感。」他笑著回憶，在眼科半夜值班接到電話時，對面則是傳來：「賴醫師，有個阿嬤說她眼睛好像『惦惦』，你要不要起來看一下？」
明明想進大科，卻意外進入心中認為的小科，強烈的反差讓有志難伸的賴旗俊心情一直無法調適、充滿矛盾，他不停懷疑自己是不是選錯科別了？
直到某天，一位視網膜嚴重剝離、幾乎看不見的病人，怯生生地摸索著進入診間。「老師幫病人做了玻璃體切除術，再打空氣進去幫助視網膜貼回去，流了很多血，很像外科。」他回憶道。
後來病人回診，重新張開眼睛看見這個世界，他滿臉藏不住的開心笑容和真心感謝，讓賴旗俊突然頓悟——「當醫師的價值不在於你是什麼科、做了什麼事，而是病人生了什麼病，你怎麼幫助他。」
「你叫我做心臟移植我不會，但白內障我一定可以幫你；眼科不是小科，只要能幫助病人的都是大科、都是好醫師。」對醫師的價值有了新的定義，長出自信的賴旗俊，自此心甘情願地在眼科待了下來。
為人點燈，成為劃破黑暗的一道光
「人類 70% 的資訊是透過眼睛來接收，可以想像眼睛看不見真的影響很大，對很多人來說，簡直比死還可怕。」賴旗俊形容眼科醫師就像「點燈人」，讓病人的靈魂之窗再度明亮發光。
命運半推半就的選擇，成為了賴旗俊一生的志業。
隨著對眼科越來越了解，他意外發現跟整形外科比起來，兩者的手術有不少共同點——一樣需要用到顯微鏡，一樣需要一雙精確穩定的手，只是眼科動刀的時間較短，出血量也沒那麼大。
「那時最熱門的是角膜科，因為大家都想做近視手術；但視網膜科的手術精密複雜，更像外科。」有著「外科魂」的賴旗俊說，他因此選擇了視網膜次專科。
1990年代，台灣的視網膜手術技術還沒有很發達。有一次，全球視網膜外科的第一把交椅——哥倫比亞大學的眼科教授Stanley Chang來台灣演講，更讓他明白台灣跟美國的差距有多大。「我們開刀的時候會用接觸鏡來看視網膜，一般用的是凸透鏡，視野很小；但國外用的是廣角鏡頭，視野寬，還能錄影。」
演講中播放的清晰影像與手術視野，讓賴旗俊大吃一驚，「假如我們可以看到視網膜的20%，他們至少可以看見80%。」他形容，台灣的手術彷彿是「以管窺天」，不論是硬體或技術，都還落後世界遠遠一大截。
為了幫助更多病人重新擦亮靈魂之窗，賴旗俊興起了出國進修的念頭。出身屏東鄉下的他其實一直有個留學夢，從小就決定不論將來做什麼，都要出國開開眼界。「我那時候想，要出國的話就要去大都市，除了當研究員外，還可以多了解當地文化，所以鎖定比較大的醫學中心。」
他一口氣寄出了三十幾封信，沒想到幾乎石沈大海，只收到一封回信。
為了一圓出國研習的夢想，他沒有輕易放棄。1996年參加芝加哥美國眼科醫學會時，賴旗俊透過關係約了Dr. Stanley Chang見面。「我還記得當時只有零下一度。」冰天雪地中的等候沒有白費，兩人不但相談甚歡，Dr. Chang更是一口答應讓賴旗俊到哥倫比亞大學當研究員。
賴旗俊覺得自己非常幸運，當時名望如日中天的Dr. Chang，搶著跟他學習的人多得像是過江之鯽，「他爸爸是上海交通大學畢業，戰亂到美國時Dr. Chang才兩歲，因為自己本身是華人，所以對華人學生非常照顧。」他感念道。
而這趟美國行也不負他的期待，小至硬體與技術，大至醫學觀念與人際關係都大有斬獲，為長庚眼科突飛猛進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劉姥姥進大觀園 體會大師風範
剛到哥倫比亞大學醫學中心，賴旗俊形容自己簡直像劉姥姥進大觀園。雖然他在台灣有過很多臨床經驗，也開了不少刀，但技術跟儀器都還比不上美國。「台灣的玻璃體切除機幫浦波波波的非常大聲，他們的不只小聲，還能講話，我一開始被嚇了一跳，想說是誰在說話。」他栩栩如生地形容剛到美國時發生的糗事。
而Dr. Chang之所以被推崇，是因為他將「重水」應用在了視網膜外科手術上。賴旗俊解釋，視網膜是一層感光薄膜，功能像是相機的底片，剝離就像是牆上的壁紙脫落，要用雷射將它「黏」回去。
有些嚴重的視網膜剝離，要先將玻璃體切除，切除後眼睛等於被挖空，之後要灌空氣進去「撐」住黏回去的視網膜，避免再度剝落，病患術後甚至得臉朝下趴上三個月，非常辛苦。
但Dr. Chang卻發現，重水雖然無法長久放在眼睛裡，但可以在手術中填充使用，幫助視網膜黏合。這項應用的發明讓原本一些非常複雜的視網膜手術變得簡單，更大幅提昇了治療效果。「我們說他是一個Game Changer，改變了整個手術的規則。」賴旗俊說。
如此知名、有國際地位的大師，Dr. Chang在栽培學生上卻不遺餘力、毫不藏私，一雙巧手在視網膜上揮灑自如地操作器械，讓人大開眼界。
「Dr. Chang對人很nice，像我們以前在開刀時，有些醫師很凶，他完全不會，開完刀還會說謝謝你們的幫忙。」賴旗俊領悟到，原來這就是大師風範。「後來我開完刀也會跟大家這麼說，這都是跟他學的。」他笑著回憶。
投入臨床研究 幫助更多人
看著老師顛覆手術規則的一項發明有那麼大的影響力，賴旗俊心裡開始覺得「除了技術，研究也非常重要。」於是在Dr. Chang的推薦下，他到了視網膜移植、基因治療、眼科電生理大師Peter Gouras教授的實驗室擔任助理，跟著他一起做研究。
或許感染到美國人投入科學研究的熱情，賴旗俊除了跟著Dr. Chang學習一些重要的手術外，剩餘的時間都投入在實驗室中。醫學院每週四中午還固定有個sandwich meeting，邀請許多大師或諾貝爾獎得主在圖書館演講。每天都能感受到自己在進步成長，賴旗俊非常享受這樣的生活，覺得這樣看病、研究，比開業更有意義。
賴旗俊還記得，當時做的實驗是「視網膜色素上皮細胞的移植研究」。那年聖誕夜前夕，當街上早已被閃亮的燈光妝點，實驗室的人也陸續回家度假，他還待在實驗室挑燈夜戰。「當我看到顯微鏡下的細胞活著，我高興地馬上拿起電話打給Peter Gouras，他也非常開心」。
後來他與老師共同發表了兩篇論文，刊登在《Investigative Ophthalmology & Visual Science》上，這不但是他最早發表的幾篇國際論文，Dr. Gouras還以此為題去哈佛發表演講。
國際接軌 讓台灣發光發熱
一趟美國行，讓賴旗俊帶回滿腦袋的想法與收穫。回國後，他不但建議醫院添購先進的眼科機器，2003年他被拔擢為視網膜科主任，更要求晨會要全程使用英文報告溝通。「使用國際語言是為了改變你的心態和想法，擴展你的視野，表示你願意跟其他人交流，如果因為語言這種工具而退縮是很可惜的。」
這項要求，即使現在到了基隆長庚也一樣沒有改變。最近剛結束的第二屆住院醫師成果發表會，也是使用英文報告。
他認為，台灣的醫療技術是很優秀的，「我不敢說贏過先進的美國，但在亞洲國家一定不會輸，你看香港和新加坡說英語說得頭頭是道，技術內容不一定比我們好。美式教育要你去分享，但我們比較不好意思，所以我覺得一定要國際化。」
正因為自己的美國經驗，賴旗俊開始培養下一代醫師出國進修，各自發展專長領域。像吳為吉到美國密西根州William Beaumont Hospital做視網膜研究，專精早產兒視網膜病變，今年不但獲選為全球前2%頂尖科學家，還正在撰寫世界治療指引；黃奕修主要研究葡萄膜炎，曾在知名的美國Bascom Palmer Eye Institute眼科中心做研究員，更成功完成了亞洲第一例人工電子眼移植；陳冠任在紐約曼哈頓眼耳鼻喉科醫院研習，王南凱則到哥倫比亞大學眼科中心做研究，楊嶺也曾到紐約與夏威夷進修。還有好幾位出國攻讀博士：陳彥伯到英國卡地夫大學、劉珍吟醫師到美國南加州大學、陳宜杏醫師到英國倫敦大學……。
賴旗俊鼓勵創新研究，培育的後起之秀一棒接著一棒，不只提昇了醫療的水準，更讓台灣在國際上開始展現影響力。
病人的問題 就是創新的方向
2015年，賴旗俊發表了一篇「內限膜轉位合併自體血治療」論文，刊登在眼科最好的醫學雜誌《Ophthalmology》上，一時之間造成轟動。
回憶起研究動機，他說台灣有很多高度近視的病人，久而久之眼軸變長，年輕時就會造成白內障、青光眼，比較嚴重的就會黃斑部病變。其中一種是裂孔性視網膜剝離，國際上一直設法解決這個問題。「我去看以前的手術情況，發現效果真的很差，成功率只有10%，而且有一半機會病人會失明；所以我一直想該怎麼幫助病人，讓他們不要失明。」
他接著道，「剛回國時我做的是自體血的研究，結果發現使用在黃斑部裂孔上有癒合的效果，所以就把內限膜移植到裂孔上，用自體血把洞補起來，再把視網膜貼回去。」這個方法的成功率幾乎是百分之百，而且因為是微創手術，術程只需要短短的40分鐘。
「其實病人的問題，就是我們想要研究的方向，抱著行善助人的心，去解決病人的問題，就知道如何創新。」賴旗俊這麼相信，也如此身體力行。
他還記得有一次去中國演講後，有個人特地跑來找他，說一定要跟他道謝。「他也是個醫師，他說中國有很多人眼睛有一樣的問題，前一年聽過我的演講後，他用我說的方法去開刀，結果非常成功，所以一定要來謝謝我，跟我說這個辦法不但有效，自體血又不用額外花錢，我那時聽了真的很感動。」
許多眼疾患者，尤其是第二型糖尿病導致的視網膜病變，大多是正值生產力旺盛的中壯年，更是家中主要的經濟支柱。他說：「所以我們眼科治療的不只是病患的眼睛，還是背後的一個人生、一個家庭。」
不落老師Stanley Chang之後，賴旗俊也成了一位Game Changer，讓無數近視者免於失明，更成為一位Life Changer，讓許多家庭免於破碎。
一棒接一棒 在世界各地「點燈」
當台灣的眼科技術一點一點的跟上世界腳步，賴旗俊想著如何還能幫助更多人。這時的台灣的扶輪社邀請他到蒙古義診，因此他帶著兩位醫師一起到了烏蘭巴托，開啟了他國際醫療的篇章。
蒙古人因為強烈的日照以及糖尿病，導致白內障的患者很多，但眼科醫療資源與技術又非常匱乏，有些患者甚至要送到德國或印度才能治療。「他們還有很多人在騎馬，因為看不清楚從馬上摔下來，受傷都很嚴重。」
記得第一次到蒙古時他非常擔心，因為手術設備非常克難，當地醫院甚至只能消毒器械的尖端，讓他很擔心病患會不會受到感染。「還好蒙古人的基因很強，開完刀隔天十個有八個視力恢復到1.0。」
賴旗俊笑著說，他們甚至在器械不足的情況下，硬著頭皮幫一個視網膜剝離的病人開刀，旅程還延了一天，因為要等一位千里迢迢騎馬、走路、再坐車趕來，被刀子刺傷眼睛的男孩。
但這樣的幫助可謂杯水車薪，並非長久之計，於是賴旗俊與扶輪社討論，發起募捐活動，將蒙古醫師送來來長庚受訓，他還找了其他專科醫師固定每幾個月一起飛到蒙古幫忙開刀，並把當地醫師找來集中教學。「上一次去蒙古時，當地的醫師已經可以開視網膜手術了，」他開玩笑說：「我應該可以算是他們的眼科之父。」
隨著長庚眼科的知名度日漸提昇，除了蒙古之外，新加坡、澳洲、馬來西亞、印度，甚至智利都有醫師越洋來台取經。
賴旗俊把功勞歸於恩師Stanley Chang，「我當初去美國只是想出去看一看，但是Dr. Chang對我的影響，就是讓我去影響更多人。」他頓了頓接著道，「我希望我們這裡的付出、教學是正面的。你在這裡無法去點很遠地方的火，但從近處點，一棒接一棒，薪火相傳，就能擴大影響力。」
用醫術行善助人的賴旗俊，靠著不斷地傳承教學，助人行善。「現在我們在馬來西亞的學生也被我們升級了，開始向外點火。」他驕傲地笑著說。
因為這樣的遠見和執行力，賴旗俊被提拔為林口長庚醫院副院長，負責國際醫療和醫院感控。2020年，他更接下基隆長庚院長的職務，在前人的努力後，持續讓基隆長庚在台灣東北角茁壯，「一個醫院要應付這個社會的變遷，進步永無止境，沒有最好，只有更好。」
賴旗俊希望基隆長庚能真正照顧當地人，更希望它是一座友善的醫院，因此增加診數節省病人等待時間，改善空間讓醫病都舒適方便，甚至出資整建了長達77公尺的候車亭，讓民眾上下車時能遮風避雨。
而在最重要的醫療品質上，他將社區醫院結合了醫學中心的特色，進一步發展特色醫療。例如在體系的支持下設立了hybrid手術室，讓心臟、腦部，與肺癌等複雜困難的手術，都能在基隆長庚完成，免於轉送到台北的風險與奔波。
賴旗俊還積極鼓勵同仁發展新技術，邀請其他分院的大師來幫助在地病患。像是林承家的軟式輸尿管鏡、無痛麻醉；請陳錦國來執刀基隆第一例人工電子耳；以及亞太微無創手術婦科權威李奇龍來進行達文西手術。近日基隆、林口長庚的神經內外科更是攜手合作，為一名嚴重的帕金森氏症患者執行了東北角第一例的「深層腦部刺激手術」（DBS），成功調控神經的不正常放電，改善症狀。
一連串的升級，讓基隆長庚從裡到外皆煥然一新。「這些疾病都是很常遇見的問題，我希望能帶動一些比較高階的技術來基隆，讓東北角民眾在地就能獲得很好的醫療。」賴旗俊說。
2021年，基隆長庚獲得非醫學中心綜合評鑑第一名，區域醫院卻有著醫學中心的實力，也見證了其守護東北角居民健康的決心。
行善助人 也助人行善
「行善助人」是烙印在賴旗俊DNA深處裡的價值觀，「可能是小時候成長在農業社會那樣的環境，一家要割稻，全村就會一起來協助，鄰里之間本來就應該要互相幫忙！」
賴旗俊說，從沒想過自己會成為醫師、選擇眼科、甚至當上院長。
但他覺得當醫師很不錯，因為可以行善助人，直接解除病人的病痛；當了院長更不錯，因為可以助人行善，透過這組織來幫助更多人。「但還是研究最厲害，因為知識的傳遞無遠弗屆。」他笑著做出結論。
2025年台灣即將邁入超高齡社會，65歲以上人口會超過全人口20%，白內障以及其他眼科的醫療需求會大幅增加，更別說其他醫療落後的國家了。「行善助人，助人行善，我們不能等到趕上先進國家時出才出手助人，這世界需要幫助的人很多，我們可以提供協助的事也很多；所以我們希望能多訓練未來能領導世界的這些人，不僅僅只是讓他們來這裡學習謀生技巧回去開業，而是希望他們回去可以啟發、幫助更多人。」
「我們把這盞燈點亮了，讓他們回去點下一盞燈。」
「點燈人」賴旗俊，從美國取回燈火，在台灣點燈，到國際點燈，心心念念教會更多人點燈，最終，讓全世界充滿光明。
賴旗俊
CHI-CHUN, LAI, M.D.
視網膜與黃斑部病變專家，獨創「內限膜轉位合併自體血治療」，挽救無數病患免於失明。現為基隆長庚醫院院長、亞洲太平洋玻璃體視網膜醫學會（APVRS）理事長。
出生屏東鄉下，純樸的生活讓他從小就抱持著助人為善的想法。原想加入整形外科一展身手，因緣際會轉到眼科後，領悟到醫師的價值在於「如何幫助病人」，而非醫師完成多困難的手術。
重視教學與研究，培養的眼科後進於早產兒視網膜病變治療、人工電子眼各大眼科領域皆有特殊成就。無私協助蒙古、新加坡、澳洲、馬來西亞等世界各地醫師進行培訓，希望透過一棒傳一棒，點亮全世界的燈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