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邱文通
小時候住在臺中梧棲，四歲時，全家搬到臺北。關於梧棲的記憶已經模糊，如今只剩下清明掃墓的片段。爺爺在世時，家人還常回去，自從爺爺過世後，回去的次數變得稀少，隨著時間的推移，故鄉的樣貌大變，他甚至幾乎認不出來了。城市的變遷，彷彿連他的身分也被改寫了。「政府甚至抹掉了我臺中人的痕跡。」臺北市立關渡醫院院長陳亮恭醫師笑著補充說道。
身分證號碼與臺中印記的消失
原來，在他十八歲那年時，政府發現還是學生的他怎麼有所得繳稅？進一步確認他的身分證號碼和另一人重複，那人比他早出生，於是他L開頭的號碼被改成了臺北人A開頭的編號，而且數字重新排。這樣一來，法律上他成了臺北人，曾屬於臺中的印記也隨之消逝。「現在看我的身分證，還以為我比實際年齡年輕了十八歲呢！」陳亮恭提到這段美麗的錯誤笑得開懷。
身分證號重複的現象，源於1995年以前臺灣戶政系統尚未全面電腦化時，紙本抄錄的錯誤，這正是長久以來累積下來的「歷史共業」。據1996年《聯合報》報導，當時光是新竹市第一戶政事務所與其他七個縣市比對資料後，便查出逾千件身分證號碼重複的個案，這也讓這個長期以來未曾被揭露的問題，並成了包括陳亮恭等人在內的難忘記憶。
陳亮恭的家族最早住梧棲港邊，據說在清朝時期，祖先從大陸派駐管理港口，後因歷史的曲折，家族逐漸沒落。到了爺爺那一代，開始從事捕魚業，後來遭逢八七水災，家園徹底摧毀。那時起，他的父親從零開始，白手起家。
父親北上三重，從學徒做起開了一家小工廠，專門製作大型洗染機器，尤其是用於牛仔布的洗染。他們家的機器主要供應給大型成衣廠，透過這些機器，牛仔布的不同色澤和風格得以呈現，隨著臺灣紡織業發達，父親也隨之將機器賣到海外。
在格致中學經歷「打愛教育」
由於父母工作忙碌，他們兄弟三人從國中起就被送到私立學就讀。父母認為讀書重要，但無法親自教導，於是選擇讓私校代勞。陳亮恭回憶起就讀的格致中學，學校紀律嚴明，強調升學第一，當時校風以老師「打得兇」而聞名。
記憶最深刻的是，他小學畢業時，親眼目睹哥哥在國三準備考試時，母親一臉不捨的為挨打的哥哥上藥情景。那時他心裡暗自揣度：「這所學校能去讀嗎？」但最終他還是踏上了同樣的求學之路。「雖然在學校也挨過打，但次數比哥哥少，也發現責罰學生的老師其實也很辛苦，老師也曾打到手腕受傷要我模仿簽名代簽全班聯絡簿。」提起這段陳年往事，陳亮恭顯得雲淡風輕。
高中他順利進入建國中學，之後考上陽明大學醫學系。在求學階段，他雖非每個階段都名列前茅，但成績從不遜色，而且總是愈讀愈好。
為何選擇醫學這條路？陳亮恭說，家族大多是藍領工作者，父母對他的職業選擇也沒有指指點點的要求。高中選組時，他偏向理科，尤其是生物科。他記得高中時有位生物老師，曾講到當時正熱門的基因和分子生物學，並說將來可以用基因技術從大腸桿菌中製造石油。這番話讓他覺得這個領域充滿了無限可能，仿佛能改變世界的未來，雖然現在石油還是得用挖的。
就因為基因工程的未來前景讓他心生嚮往，覺得生物與醫學或許正是他理想的選擇。因此，他考取陽明醫學系，踏上了醫學之路。儘管陽明大學的規模不如其他學校來得龐大，然而校園內濃厚的人文氣息卻深深感染了他。特別是重視醫學人文，使陽明醫學系在全國醫學教育中展露出色光芒，這份優雅而深遠的人文情懷至今仍是他心中一份深刻的驕傲，時時啟迪著他對醫學與生命的思索。
宜蘭員山榮民醫院照護百床病人
身為公費醫學生，畢業後，他與另外兩位同學分發到宜蘭員山榮民醫院服務，這家醫院是宜蘭員山鄉的地區醫院，擁有三、四百張床位。陳亮恭被分到骨科，並接管了一百張病床，這讓他感到異常忙碌與壓力重重。來自大陸各省的榮民伯伯不同腔調的鄉音，查房都需要帶著護理師陪同翻譯，特別是四十床急性病房，每週有十幾位病人要動手術，沒有週休、每日奔波的日子讓他幾乎馬不停蹄，每天就是病房、開刀房、宿舍三個點之間移動。
「要照顧一百張病床？」友人驚訝地問道，眼中充滿不敢置信。
「是啊，真的很誇張！」陳亮恭笑著回憶道，「雖然有些病人是慢性臥床的病患，但那四十張急性病床每天的工作量還是相當驚人。那時候，早上一起床就得奔向醫院，整個白天都在病房間穿梭，看完病人立馬進開刀房，連喘息的機會都少，開刀房的地板都是隨時可以入睡的床板。」他頓了頓後，接著說：「也因為這樣，讓我真正體會到醫療工作的重要性與責任感。」
隨著公費服務的屆滿，他開始思考未來的發展方向。骨科當時雖是熱門專科，已經做兩年骨科醫師的他順理成章也申請回北榮的骨科，但他看到臺中以北的骨科醫師已經很多，等訓練完後，或許連南部的需求恐怕也逐漸飽和。「如果想在這個領域更上一層樓，不僅需要強大的競爭力在醫學中心留任，還要國外進修才能培養專業強項。」
正巧當時臺灣家庭醫學興起，加上受到美國電視劇裡家庭醫師角色的影響，他對家庭醫師的生活方式及和病人的互動充滿憧憬，於是決定轉到家醫科。起初，他對家醫科的訓練很感興趣，也想著未來開一家跟影集一樣的診所服務社區，但隨著當上住院醫師，陳亮恭發現需要照護的病床數從百張降到僅有十五張床，工作量驟減，讓他感到些許無聊。
從肺栓塞病歷到發表第一篇研究
此時，一位老師建議並鼓勵他做研究。他清晰記得，老師給他的第一個題目是「肺栓塞」的病症，這類病曾被認為只在歐美人群中出現，然而，那些年在北榮的急診室也逐漸浮現。就是這個簡單的說明，陳亮恭於是開始調閱病歷，將北榮過去十年間的八十多本紙本病歷調出，整批放在後車廂裡，每次被通知病患掛某科的號要看診，便從後車廂翻出病歷送到診間，之後再借出，就這樣持續了三、四年的整理與分析，最終才發表了他的第一個研究。
當年做研究多是師徒制，老師提出研究主題，剩下的都要靠自己摸索。在當住院醫師的時候，多位老師提供特殊病例與研究資料讓他分析，他也逐一完成並且發表於醫學期刊，當他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現在期刊上時，內心充滿了成就感，心想，自己從此在醫學界留下足跡了，自此研究的熱情便一發不可收拾。「那時候，期刊不像現在這麼多，也沒有付錢就能刊登的掠奪性期刊。」他笑著說，「能看到自己的論文登上期刊，真的感覺特別有滿足感。」
隨著研究的深入，陳亮恭逐漸從最初只想開診所的念頭，轉向了專注於研究的道路。之後，他開始接受北榮多位老師的指導，並在2001年和2002年間陸續發表了幾篇論文，相較於同期的住院醫師，他的論文數量算是多的。這期間，他也開始尋找自己的研究方向，而不再只是跟隨老師的指導。
升任主治醫師後，原本預計在2003年出國進修，但因當時的「老闆」希望他至台北市立陽明醫院協助，所以也推遲了進修計畫，直到2005年，恰逢當時的衛生署推出了一個獎勵特殊科醫師計畫，目的是為了培養國家所需要的特殊專科醫師，隨後他便申請了衛生署的獎學金，專攻老年醫學。
他選擇到英國牛津大學進修，因為他認為老年醫學不僅是單一的手術或治療，而是需要了解整個醫療體系運作。英國和歐洲的老年醫學體系被公認為世界一流，這讓他決心前往學習。在牛津，陳亮恭的指導教授是全球頂級的腦中風治療專家，這位老師不僅用心指導，在進修期滿之際還鼓勵他留在牛津攻讀博士，甚至承諾提供全額獎學金，並有機會成為牛津的教授。
他最終拒絕了這個誘人的邀請。因為責任感驅使他毅然決然地回到臺灣，將所學應用於實踐，並繼續在研究領域深耕。「我接受政府的獎學金，理應回國報效。」陳亮恭解釋道。
高華柱的遠見與榮民最後的報效國家
回國後，正好遇到當時的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主任委員高華柱。高華柱對於推動高齡醫學充滿熱情，特別關注如何提升退輔會在老人照顧方面的角色。當時，退輔會照顧五十多萬名自大陸來台的資深榮民，高華柱推動高齡醫學政策發展時指出，參與高齡醫學研究是榮民伯伯一生戎馬後，最後一次報效國家的機會。這番話深深感動了陳亮恭，而且高華柱更承諾，若有需求，經費會逐年增加，確保退輔會體系高齡醫學的穩步發展。
從2006年起，陳亮恭和團隊在退輔會內推動了多項新制度，尤其是在人才培育方面下了不少功夫。他們要求三大榮總每年派遣醫師受訓，回到各自醫院後，複製北榮的高齡醫學模式。經過這些年的努力，這批受訓醫師已成為國內高齡醫學的中堅力量。十八年過去了，這些人已成國內高齡醫學發展的主力。
「這一切，都要歸功於當年高華柱主委的遠見。」陳亮恭帶著感激與敬意回憶道，「除了經費的投入，他對人才培育的重視，為臺灣高齡醫學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這不僅是財力上的支援，更是對未來的眼光與決心。正是這些人才的努力，讓臺灣的高齡醫學在國際上嶄露頭角。」
最初利用退輔會的體系推動高齡醫學的發展，過程中不僅要做研究、寫論文，還提出具體數據和成果，與健保署協商，最終政府接受了他們的服務模式，並推行至全國，健保也開始支付這些服務。這樣的良性循環，讓臺灣在高齡醫學政策上逐漸走向成熟，也讓他看到了從現實需求中推動政策的潛力。
「在醫學中心，我們一直非常重視研究，因為一個新的醫療服務模式，光靠理論是不夠的，還需要實際數據來支持。」陳亮恭語氣堅定地說道：「研究論文的發表，比空口說白話更有說服力。」
國際排名肯定了高齡醫學研究的成就
這也正是為什麼他們的團隊能夠在高齡醫學領域連年取得國際頂尖的排名。根據2024年「全球前2%頂尖科學家（World’s Top 2% Scientists）」的名單顯示，臺灣臨床醫學領域共有356位學者上榜，而陳亮恭也連續五年位居榜首，且他的全球排名也逐年攀升。他謙虛地表示，這樣的成就絕非個人努力的結果，而是來自退輔會、北榮及陽明交大長期的支持，更要感謝所有研究團隊成員的辛勤付出。
「連續五年的第一名，真正應該歸功於團隊的力量，尤其是看到學弟學妹們在各自領域逐漸嶄露頭角，這讓我感到無比自豪。」他在謙虛中帶著期許。
臺北榮總高齡醫學團隊的成就不僅體現在數字上，更在於其學術的影響力。他們穩定地在全球醫學領域兩大頂尖期刊《刺胳針》和《自然》系列期刊上發表論文，並成為這些期刊編輯團隊在高齡與老化研究方向上的重要諮詢對象，這是對他們學術貢獻的高度肯定，也象徵臺灣高齡醫學研究在國際上已獲得舉足輕重的地位。
回顧過去二十年的歷程，陳亮恭肯定臺灣在高齡醫學的發展上確實很努力。儘管總有改進的空間，但相較於日本和韓國，臺灣的進展已經相當出色。他們的團隊早在數年前便設計了一套全新的「急性後期照護」服務模式，日本和韓國仍未完整建立類似的體系，日本直到近年才建立類似的機制，但也還不如臺灣推動的完整，也讓歐洲重新檢視自己的高齡照護體系價值。這些成果不僅讓臺灣在國際間獲得了眾多讚譽，也證明了臺灣在高齡醫學領域的領先地位。
「東京大學高齡醫學歷任教授們公開表示，我們在高齡醫學的發展上比他們做得好很多，看到我們代表亞洲在國際的活躍表現，他們以身為合作團隊的一員同感驕傲。」陳亮恭談起這一段時，語氣中帶著些許的榮耀感：「世界衛生組織合作的高齡研究中心也稱許我們是亞洲最頂尖的高齡醫學團隊。」這些來自國際的認可，無疑是對他們多年來努力的肯定，也讓臺灣在全球合作中如虎添翼。
更值得驕傲的是，全球頂尖期刊《刺胳針》和《自然》的系列期刊，除了邀請他擔任審查委員，也邀請他撰寫評論專文，這意味著臺灣的高齡醫學研究已經達到世界一流水準。儘管取得了如此多的成就，陳亮恭仍感到政府並未充分利用這些國際優勢。他坦言，臺灣應該透過我們更積極參與聯合國和世界衛生組織的各類計畫，從中獲取更多數據與合作機會，進而促進臺灣高齡醫學的長遠發展，讓這領域的光芒照耀得更遠、更廣。
他對臺灣在推動高齡醫學政策上仍感到些許遺憾。「政府並未充分利用我們的學術優勢，透過學術成果在不同的平台發揮影響力。」他語氣中透露出對未來有更大作為的期許：「這是一個推動國家政策的好工具，我們應該好好地充分運用，接軌聯合國2021-2030年推動的全球健康長壽大計。」
請隨時準備好一分鐘的電梯說帖
在一聲喟然長嘆之後，陳亮恭分享了一位日本極具地位的資深教授給他的建議：「我們應該隨時準備好一分鐘的『電梯說帖』，因為你永遠不知道什麼時候會遇到重要的長官，像總統或行政院長，隨時可能會問你：『如果要推動這個計畫，你需要什麼？』」這一建議深深刻印在他的心中，但總覺得應該不會發生在自己身上，而這樣的場景也真的發生過。
有一次，當年的行政院長林全請他到辦公室一同午餐，討論高齡醫學的發展。林全院長對他有很明確的期望，也問出了「如果要推動你的想法，你需要多少經費？」那一刻，他想起了『電梯說帖』，但他準備的不完整，現在回想起來，他坦誠道：「當時要得太少，且期程太短。」這段經歷讓他明白，在面對如此關鍵的問題時，無論是數據還是策略，必須更加謹慎並充分準備。
談到臺灣的高齡政策，陳亮恭認為，政府仍集中在長照2.0計畫，但這只覆蓋了老年人中的一小部分，更多的老人需要的是預防性的措施，是免於長期照護的積極策略。政府的思維習慣從預算、法源、主管部會的角度去回應國家高齡政策議題，也因此不免落於長照、福利與弱勢的思維，應該從人口老化所產生的系統面影響採宏觀角度思考，投入更多資源在預防上，避免老年人走入長期照護的地步。而醫療體系中，當前過度依賴器官分科的模式，而老年人往往患有多重疾病時，醫療體系也還無法妥善地以全人觀點位高齡民眾訂定個人化的照護目標，專科醫療之外也需要整合性的醫療服務，這也是聯合國與世界衛生組織在這十年所積極推動的全球策略。
但現實上，醫療體系推動關聯疾病的照護整合都還很費力，更何況走到結合身心功能的全人整合的目標，臺灣還有一段不小的距離。歐洲在人口高度高齡化的趨勢之下，醫療支出穩定控制之餘，透過整合照護有效控制醫療體系的規模與效能，達成全球最佳的平均餘命與健康餘命表現，臺灣追求轉角就要看到大名醫、明天就要做到檢查、後天要去另一家醫院再做一次檢查的平價與便捷，整體的公共衛生指標不僅落後歐洲，在亞洲也穩定落後日本、韓國與新加坡，隨著人口快速高齡化，沒有正確的策略，恐怕也難以扭轉落後的趨勢。
跨部會整合是高齡化挑戰的解方
「整合的視野與行動，是解決人口高齡化問題的關鍵。」他語重心長地說道，「如果能更好地整合資源，並以跨部會的政策推動，我相信臺灣的高齡醫學和高齡照護會取得更大進展，甚至可以成為全世界的標竿。」
提到媒體，他深感目前媒體對於老年議題的報導過於單一，且常常被政府的政策立場帶動，評論單一政策為主，而較少深入獨立去探尋民眾的想法。真正的挑戰在於找到核心議題。例如，在全民百歲生命的時代，讓不同年齡層的人描述他們希望百歲時的生活狀態，並從中提取出社會共識，以終為始去探索社會共識與需求，從而發展政策與設計制度，這樣的研究和討論將會更有意義，也能引導出更符合人民需求的政策。否則，我們只看到每個不同的學者提出不同的想法，政府也需要耳目一新的施政，方向很難契合民眾的需求，反而要花很多時間說服民眾。我們彷彿總是以「服務提供者」的立場在思考問題，而不是以「服務使用者」的立場，這其間的落差不能等閒視之。
陳亮恭認為，處理超高齡社會的問題，若不仔細考量人民的需求與變化，政策很容易被專業觀點、部門利益或醫院立場所左右，最終導致混亂無效的結果。過去二十年，臺灣政府在這方面的確做了不少事，但總是有更高的期望，「應該投入更多心力去理解人民真正的需求，而不僅是依照學者的預設立場行事。」
在英國進修時，陳亮恭印象很深的一場會議是在晚間，由牛津大學的老教授與地方醫療管理者直接面對民眾，告知民眾，為了減少失能的影響，牛津地區要動用每人每年一英鎊的醫療經費來進行腦中風的溶栓治療，可能會排擠到其他比較不急迫的醫療服務，在完整的說明之後，在場民眾一致同意政府對於醫療經費的調整，獲得全方面的支持。這樣專業的政策推動，是由專家直接面對民眾說明，而非所謂的專家會議來決定。
依據最近的調查顯示，五十五歲以上的人中，有一半表示他們認為未來最佳的居住地是養生村，而非與子女同住。陳亮恭解讀，這一轉變反映了社會觀念的重大變化，政府應從這些調查結果中汲取靈感，設計出符合人民期待的政策，而非依賴學者的建議或政府的既定方案，民眾的想法一直隨著社會變遷而變動，以民為本、以終為始去思考超高齡社會的需求才能真的改變我們的未來。
隨著時間流逝，從梧棲到臺北，孩提的記憶、故鄉的輪廓雖然逐漸模糊，到如今醫者的身份所帶來了責任與使命，陳亮恭深知，面對臺灣高齡化的挑戰，正如故鄉的變遷一般，需要用集體的智慧和努力，重塑一個更有美好的未來。
陳亮恭
LIANG-KUNG CHEN, M.D., Ph.D.
陳亮恭醫師，全心投入高齡醫學實踐人文關懷，現任臺北市立關渡醫院院長。自陽明大學醫學系畢業後，投入醫療研究，專攻老年醫學。曾於英國牛津大學進修，致力於將先進知識帶回臺灣，推動高齡醫學政策。憑藉其領導力，建立全國高齡醫學體系，並多次獲得國際肯定。面對高齡化挑戰，他主張以跨部會資源整合及預防策略提升臺灣醫療水平，並致力於研究與實踐並重的醫學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