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取材自《婦產科醫師的生命之光》（下） 照片／陳持平
陳持平醫師1953年出生於新竹一個典型的「書香與畫墨共存」家庭。祖父陳開泉是上海美術國畫組藝術家，父親陳祖儒是書法家。孩童時期，家裡滿是筆墨紙硯與詩文，父親希望他延續家族藝術血脈，但陳持平卻走向醫學這條完全不同的道路。
這條與父親期待不同的路，最後成為他守護無數家庭的起點；而藝術，也在他人生後半場，以另一種方式回到他身邊。
從藝術世家走向醫學
父親為他安排了無數畫畫課，但少年陳持平心裡只有讀書。他想考醫學院，只因為看到同學的父親是小兒科醫師，「看起來很不錯」。這份說不上來的直覺，成為他人生最大的轉折。
多年之後，他的小女兒天生愛畫畫，畫得極有感覺。當父親看到孫女的畫時，欣喜地送她一本李可染畫冊，並說：「我們家終於有人會畫圖了。」那一刻，他才真正理解父親當年的遺憾，也開始重新拿起畫筆，原稿甚至被《中國收藏》與《中國藝術》收錄，還有專輯介紹。
這是家族精神的延續，只是畫布不同。陳持平說得很坦白：「我沒有當畫家，但換成用醫療守護生命，這也是一種藝術。」
1972年重考進入高雄醫學院醫學系，以第一名畢業並獲「杜聰明博士獎」。退伍後加入臺北馬偕醫院，從1981年開始婦產科訓練。馬偕的紀律與制度嚴格，住院醫師生活忙碌但紮實。他與季明光、林鴻偉等人並肩值班、接生、照顧病人。升任總醫師時，主任李義男一句話改變了他的人生：「我們要發展次專科，你有沒有興趣做產前遺傳診斷？」
當年這是完全冷門、沒人想碰的領域，他卻直覺回答：「我願意。」並白紙黑字寫下承諾。這個「願意」開啟了他三十年以上的遺傳醫學旅程。1985 年，他赴臺北榮總向楊蘭平教授學習羊水染色體技術，回院後創建馬偕的羊水實驗室，成為台灣早期產前遺傳診斷的奠基者之一。
挑戰「產前診斷黃金標準」
任何人都不願碰的冷門領域，他卻走進去。1990年代起，他投入「染色體鑲嵌異常」研究。這類疾病極為複雜、不易判讀，臨床上甚至常被視為「麻煩資訊」。因為多數醫師難以評估風險，只能保守建議──引產。但陳持平心裡一直有疑問：「如果異常其實是培養後的偽象？如果胎兒本來是正常的呢？」
他用最笨但最細緻的方法，去把真相一層層拆開。他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平行樣本交叉分析」，包括：培養後的羊水細胞、未經培養的羊水細胞、臍帶／臍帶血、新生兒周邊血、口腔黏膜、小便細胞、父母血液，搭配 CMA、FISH、分子診斷三重比對，結論令人震撼：部分在「培養後」呈現的異常，實際上胎兒體內完全沒有。也就是說，有些原本健康的胎兒，可能只因實驗室培養偽象，而被建議引產。
他選擇站在風險最高的位置，但讓生命保留下來。他的個案研究顯示，超過100個被診斷為鑲嵌異常的胎兒，絕大多數健康出生；其中一位李姓夫婦的孩子，第一次羊水檢查異常細胞35–40%，四週後降到11%。最終孩子健康出生。他對父母說：「你的寶寶正在努力長大。」這不是安慰，是他用三十年臨床經驗觀察到的現象──異常細胞可能會在胚胎發育過程「自然消失」。
從「實驗室細胞」重新理解胎兒
過去的黃金標準是「羊膜穿刺＋細胞培養＋染色體核型分析」。但他證明，在極少數但關鍵的案例中，培養會產生偽象。因此他推動同步做「未培養細胞」檢查、併用 CMA、FISH 與分子診斷，以及細緻追蹤胎盤表現。
這些研究讓許多國外醫師開始引用他的論文，並在臨床實際應用，成功保住無數胎兒。他被史丹佛大學列入「全球前2%頂尖科學家」，也榮獲醫療奉獻獎。
為什麼他做到？因為他把醫學當作「生命共同走」的修行。他說：「資訊越完整，決定才有尊嚴。」他不是把染色體當成數字，而是把它們看成一個家庭的命運。他曾累倒住院、心臟支架手術後仍迅速回到研究室，因為：「這不只是研究，是病人全家的希望。」
他抱過許多「曾被建議不要留下」的孩子，如今長大、上國中、成為哥哥姐姐。他說：「最主要是父母勇敢救這些孩子，我只是告訴他們，還有另一種可能。」
除了醫學之外，他以藝術延續家族精神。近年，他以策略性的方式重新投入藝術，作品被兩岸多份藝術媒體刊登，甚至在中正紀念堂舉辦展覽。他深知現代藝術不只是創作，還要懂得經營、策展、溝通。他說：「藝術家不能再是苦行僧，要站上舞台讓作品被看見。」
他的作品結合家族傳承的水墨底蘊、自己的醫學思考與生命哲學，以及兩岸藝術市場的布局策略。這並非離開醫學，而是另一種「生命修復」與「文化延續」。如果父親還在世，看到他今天重新拿起畫筆、跨入藝術市場，應該會很驕傲。
在十字架下實驗、在畫布上呼吸
陳持平醫師的一生像兩條河流：一條是極度理性、講求證據的遺傳醫學；一條是深具情感、承載家族記憶的藝術創作。看似迥異，卻在他身上交會。宋永魁醫師在訪談後記寫下最貼切的一句話：「他是十字架下的實驗者，也是重拾畫筆的戰略家。」
在醫學裡，他用堅持為胎兒點亮可能性；在藝術裡，他用布局延續家族精神。他的光，不只是顯微鏡下的冷光，更是一盞跨越醫學、倫理與文化的長明之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