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小朋友倡議
文／王秀雲（國立成功大學醫學系人文暨社會醫學科教授兼主任）
我曾經很羨慕幼兒園的老師。他們似乎不需要花很多的力氣，充滿好奇心的小朋友們就會問很多的問題。反觀大學教室，學生卻非常安靜。當然，原因是多重的。但其中的關鍵之一或許是，他們從進小學的第一天開始，常遇到本書裡面可見的「馴獸師」老師，最常聽到的一句話是「不要講話！」如此這般，日復一日，等到他們高中畢業時，他們的好奇心幾乎已熄滅殆盡，也不想講話了。因為，不只我們的教育不鼓勵對話，而且講話是不乖、不安靜、不聽話，而不是有自主性、有好奇心，想要與人互動。
台灣的小朋友，無論是不乖、不安靜、成績不符合家長、老師期待，或是各種怪奇的原因，往往被中小學或幼兒園老師建議去看醫生。他們有的填了量表，有的在診間不到十五分鐘，輕而易舉地就獲得ADHD（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的身分。然而，在所有獲得ADHD身分的小朋友中，有多少是名符其實？有多少ADHD只是一塊掩蓋其他問題的黑布？有多少是高度競爭的社會中，焦慮的父母（通常是母親）、威權而失靈的教育、對小孩有偏見的老師，以及彷彿速食的醫療，所打造出來的？不可諱言，有些小朋友確實需要醫療（我所認識的精神科醫師也大多是很嚴謹的），但是有更多ADHD小朋友是社會缺乏教育（養）理念、缺乏時間、缺乏耐心、缺乏容忍、缺乏思考之下的受害者。
環繞著ADHD 的是父母家庭、老師學校、醫療三者共構而成的天羅地網體制，要改變這樣的體制簡直是愚公移山，工程浩大。什麼樣的人，竟然敢挑戰這個體制？老朋友佳燕醫師就是這樣的挑戰者。她花時間觀察小朋友，與小朋友聊天，了解小朋友的處境，找出問題的癥結。在這一本書裡，她勇於指出問題，只因為她喜歡小孩，為小孩打抱不平，希望改變這個社會。然而，面對多重原因的問題，我們的社會喜歡抄捷徑，喜歡速決，或是乾脆逃避，因此訴諸一顆神奇的藥丸是個很誘人的方法。因為問題是如此複雜，所以如果有一個簡易的方法，讓我們可以不用看到教育現場的威權與無能、大人的虛妄，以及部分醫師的草率，我們就趨之若鶩，即使犧牲了兒童的身心健康，也在所不惜。小孩子在這樣的天羅地網中，有誰能夠幫助他們？又該怎麼幫助他們？
事實上，佳燕醫師不僅止於挑戰，她更為小朋友四處奔走倡議。為病人、弱勢發聲，是醫學人文教育的理想之一。根據台灣醫學院評鑑委員會的部分認證準則，醫學人文教育應使醫學生擁有為病人倡議（advocacy）的技能，並培養醫學生的社會責任感。例如，婦產科醫師在臨床現場可能看到家庭暴力，或是小兒科醫師看到兒虐事件，他們可以成為倡議者，並協助病人。佳燕過去長年致力於婦女運動，為許多議題努力，我在此僅舉一例。她曾因為驗傷單費用昂貴而使得家暴婦女難以向法律求援而奔走，在她的努力下，大幅降低驗傷單費用，讓即使是經濟弱勢的家暴婦女也能取得驗傷單，讓法律不再徒具條文。過去，我們習於沿著性別、階級與族群來理解弱勢，但卻甚少想到兒童。他們無論是在身體上、心智上，乃至於權力關係上，都是弱勢。從這個角度來看，佳燕醫師是眾多小朋友最真情的倡議者。
讀著每個佳燕醫師筆下的所謂ADHD案例，令人心痛。到底是誰有病？是誰需要醫療？書中許多換環境之後，孩子就沒問題的例子，不僅讓我們警覺到環境對於兒童的壓迫，也再次理解到正常與不正常之間僅存在極細的一條線。疾病往往有其社會根源，是生理與人的社會處境交織下的產物。近代德國著名的醫師政治家菲爾柯（Rudolf Virchow, 1821-1902）曾說過：「醫療是一種社會科學（“Medicine is a social science…”）」菲爾柯以社會調查來觀察族群、階級與文化，進而了解疾病。他了解到貧窮與疾病相生相隨，因此主張醫師是窮人的倡議者。台灣社會貧窮嗎？GDP世界排名第二十一的台灣，卻是一個在各方面很貧乏的社會。抱著小孩的教育「不能輸在起跑點」上思維的人們，努力鞭策著小孩考試要以九十、一百分為目標，老師的話是鋼鐵的事實，不容質疑，連好奇發問都不允許。我們貧乏到很多人難以想像，除了將小孩養成資優生之外，還有什麼路可以走。我們獎賞學業成績好的學生，卻無視善良、有自主性與創造力的學生。難道，善良、自主性、創造力不是值得珍惜的特質嗎？
讀完這本書，你會發現佳燕醫師在她的診間不只看病，當她耐心觀察小孩、與小孩對話時，她也在進行社會調查，她從小朋友的角度看到大人世界的問題。我衷心期待有更多的人，無論是教育者、醫療工作者、家長、兒童文學工作者，或是任何喜歡小朋友的大人，能夠加入為小朋友倡議的行列，讓他們能快樂、健康地長大！同時，我們也該反省，社會在過度鼓勵透過學業成績來贏得資源與地位的人的同時，是否也在毀壞善良、利他、創造力與正義？
需要治療的不是孩子，而是這個社會
文／陳志恆（諮商心理師）
剛從大學畢業時，我曾到一所中學實習。在國一的教室裡，我親眼目睹一個男孩，把整個垃圾桶抱起來，用力地上下晃動。頓時，垃圾滿天飛舞，大部分的同學紛紛走避，但卻有另一位男同學在一旁抱著肚子大笑不已，完全停不下來。
我被這失控的場景給嚇到了，心想：「怎麼會有人做出如此誇張的行徑，也太頑劣了！」後來得知，這兩個男孩是班上的頭痛人物。從開學第一天起，就調皮搗蛋、闖禍不斷。而且，各科老師都拿他們沒辦法，只要想到要去這個班上課就頭疼。
當時，我在輔導室擔任實習教師。有一天早上，一位家長前來談話，他拿了一本小冊子給我們看，上面有著「ADHD」的字樣。他說：「我的孩子在學校造成老師和同學的困擾，真的很抱歉！」原來，他是那兩位調皮男孩之一的父親。
他繼續說：「我帶孩子去看醫生了。醫生說，孩子罹患有『注意力缺陷過動症』，所以比其他孩子還不能專注，容易出現衝動、過動等問題。他在班上的那些失控行為，都是因為這個疾病造成的。」
我在一旁邊聽，邊點頭。原來，這就是「注意力缺陷過動症」呀！我曾在特殊教育的教科書中讀到這個障礙類別，仔細回想，那孩子的行徑，和書上所寫，幾乎不謀而合。
在那個年代，學校老師對所謂的過動兒所知有限，辦公室的許多老師也是頭一回聽到，老師們認真地閱讀家長帶來的衛教小冊。
「醫生有開藥給他吃，我也會要求孩子按時服藥。」我很感動，他是個積極的家長，並且主動和學校老師聯繫，討論孩子的狀況。然而，我的腦袋也同時浮現幾個疑問是：
第一、為什麼到了國中才發現？
第二、除了吃藥控制分心與衝動行為，然後呢？
後來，我在校園中見到那孩子，從本來的過度活潑，變得溫和許多，甚至，看起來有些呆滯。他父親說，那是吃藥的副作用；然而，我見到的卻是一個眼裡失去光芒的孩子。不過，那一點也不重要，因為，班上安靜下來了，老師終於可以順利上課，用功的同學也可以專心向學了！
那是發生在快二十年前的事。十幾年後，經過不斷宣導，現在多數教師都知道注意力缺陷過動症，就連家長也不陌生。有不少孩子，是經由學校老師的觀察與發現後，要求家長帶孩子去醫院做進一步的評估與診斷。
李佳燕醫師在她的家醫科門診，就不斷遇到許多疑似過動症的孩子。孩子們被家長帶去評估，幾乎都是學校老師要求的。她也發現，不論老師或家長，好像都很需要過動症這個診斷。彷彿，有了這個標籤，孩子的種種脫序行為就有了合理的解釋。
沒錯！合理的診斷有助於人們理解狀況，不需要再把孩子的問題歸咎於父母沒教好，或者孩子故意唱反調；也有助於系統中不同的大人溝通孩子的問題。
然而，過度依賴特定診斷，等於是把一個人貼上了特定標籤，卻可能讓大人只看見孩子的疾病或症狀，而看不見其他的可能性。甚至，我們更難以欣賞這些特質可能帶來的優勢。
你可曾想過，孩子的過動或缺乏專注力等行為表現，其實是展現出旺盛的精力、十足的好奇心，甚至相當願意冒險嘗試。然而，這些行為特質在既定的社會規範下，在必須遵守的學校及教室常規下，通通成了干擾他人的問題行為。
或許，把這些孩子放到叢林裡探險、運動競技場上，那些不被讚許的干擾行為，卻可能有助於他大顯身手，獲得比別人更多成功的機會。
只可惜，儘管社會如此多元發展，我們的孩子仍只被鼓勵在單一戰場上前行，也就是會讀書、能考試──這需要坐得住與靜得下來。如果做不到，一律被視為調皮、頑劣、不思進取、態度不佳。
到最後，許多孩子不再願意努力了，因為一再挫敗，乾脆擺爛、放棄，或者逃避到另一個世界──網路中取暖。
李醫師在我眼中，是個真心關愛孩子且有正義感的大人。她在《我期待過動兒被賞識的那一天》一書中，不斷為過動兒說話。除了批判過動症的診斷過程過度粗糙外，更挑戰過動症的診斷準則本身──沒把兒童的天性與需求考慮在內，只從大人的眼光來界定這個疾病。
現實是，某群具有權威的成功大人，為社會制訂了一套遊戲規則，要求所有人都得遵守。如果不能配合或無法適應這套機制，不是被視為失敗者，不然就是生病了。當個病人或許好過於身為失敗者；當個病人的家長，也好過於身為一個失敗家長。
仔細想想，李醫師說得有道理：「我們根本不把孩子當孩子看」。孩子需要從玩耍中學習與成長；我們卻要孩子從很小開始，就遵循繁瑣的社會規範，連怎麼玩都由大人主導與安排，完全剝奪了孩子的天性與「自由玩樂」的內在需求。
或許，不正常的是大人，需要被治療的是整個社會。
殷切期盼，《我期待過動兒被賞識的那一天》這本書能被更多人讀到。這本書會為你帶來全新的視野，讓你知道，你可以從截然不同的角度，去欣賞孩子的分心、過動或衝動，帶著孩子去開拓異於主流但卻屬於他自己的道路。 甚至，任何不被社會主流所接納的身心特質，都有值得賞識之處。大人的眼光改變了，孩子才有機會找到屬於自己發光的舞台。
不要有罪惡感，這不是你的錯！
文／郭駿武（台灣親子共學教育創辦人）
推動人本教育及親子共學教育的三十年間，在教學活動中接觸超過數以萬計的孩子。不論是在體制學校或是實驗教育體系，我常常會遇到父母詢問：「我的孩子是不是過動？還是ADHD？」當我想進一步瞭解，因而詢問：「請問孩子有出現什麼行為嗎？」或是「你們是如何判斷的？」常得到的答覆是：「孩子靜不下來……」、「老師說的」、「醫師說的」。
這些不論是現象的觀察，還是從教育及醫學的專業判斷，我一律保持各種的質疑及可能性，尤其是我非常清楚，當任何人在孩子面前擁有某些教育（或說影響）的權力時，我們的各種認知及認定都會影響孩子對自己的看法。這些自我認知甚至會影響人的一輩子。
三十年前，在台灣對ADHD還不是很瞭解時，因為我出現一些如同書中所提的行為症狀，那時還曾做過關於ADHD的鑑定量表，然後到了長庚醫院兒童心智科求診。當時一進診間，張醫師非常訝異地跟我說，台灣對於ADHD的成人還沒有這麼多的研究資料，她問起為什麼我會想來求診。我還記得我告訴她，我從事的助人及教育工作，常常因為一些分心行為造成別人或主管的困擾，有時我會想著：是不是自己不夠努力？還是因為自己不夠專業從事相關領域的工作的罪惡感？張醫師只是傾聽著，沒有給太多的建議。然後在我離開診間時，突然叫住我，告訴我說：「不要有罪惡感，這不是你的錯。」
只要粗心，那社會單一的價值讓你有罪惡感。
只要不夠持續專心，那社會單一的價值讓你有罪惡感。
只要你常常忘東忘西，那社會單一的價值讓你有罪惡感。
只要你上課愛說話，那社會單一的價值讓你有罪惡感。
只要你無法等待，那社會單一的價值讓你有罪惡感。
這麼多年來，我一直記得她說的這句話，也透過我父母、配偶、老師們的肯定與支持，並且經由自身的成長經驗，在教育及助人專業的領域不斷學習及努力，試著協助那些不被瞭解的孩子們。
曾經，我們到美國參訪ADHD學校，探討如何在不需用藥的狀況下，而在家庭端、學校端、社會端做出如何的改變、倡議與努力。這一趟的參訪，開啟了我們在教育及社會的更多想像。
所以，為什麼在瞭解自己的分心症狀後，會有罪惡感呢？我不斷地思索著。
三十年前的台灣，還是政治極權，社會控制性極強的年代，在教育上講求服從、一致，只要你跟別人在行為上不一樣，馬上會被貼上標籤，如同李醫師書中所說，以前是壞小孩，現在則是有病的小孩。原因都是那內化的、一致的社會標準價值作祟。
三十年過去了，台灣社會進入民主自由的年代；但是我們的家庭、學校、社會有更平等、尊重地看待孩子的發展，瞭解不同人的特質與處遇嗎？
李佳燕醫師從醫學的專業提醒：先從孩子在生理上的發展基礎開始，再瞭解不同階段兒童發展的特徵與行為，然後看見自身家庭教養方式對孩童的影響，最重要的是瞭解孩子的特質與興趣，不要以一時或威權、功利價值為基礎的行為觀察，輕易地對孩子貼上各種標籤。
你可能會說：這太難了，光是家庭內的父權文化、學校中的威權及管理、社會中的權力壓迫及歧視，我們總是不由自主地害怕恐懼，甚至服從、人云亦云地跟隨。我們要如何改變與面對呢？
是的，為了這許多不被瞭解的孩子，光是靠著個人的力量或許是不夠的，尤其要面對如此巨大的社會結構問題及困難。書中提供許多可行的建議與做法，讓我們先從自身做著、學習著；然後加入各種支持社群，持續地將這本書介紹給所有還在教養漩渦中的父母、家庭、學校的老師，及相關兒童領域的教育工作者。
尤其，我們非常歡迎有各種特質的孩子加入親子共學社群。全國的社群中有幼兒共學團，暖暖蛇小學共學團，國中共學團，高中共學團，結合各種教育、教學、醫療、諮商輔導等專業資源及教育工作者的合作，協助不同特質的孩子。我們期待並實踐著，每個孩子都能成為他自己，並且有著被欣賞及肯定的一生。
而這本書正是呼籲及召喚的開始，就讓我們一起成為孩子的心靈捕手及教練。
《我期待過動兒被賞識的那一天》
作者：李佳燕
出版社：寶瓶文化
出版日期：2023/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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