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小朋友倡議
文/王秀雲(國立成功大學醫學系人文暨社會醫學科教授兼主任)
我曾經很羨慕幼兒園的老師。他們似乎不需要花很多的力氣,充滿好奇心的小朋友們就會問很多的問題。反觀大學教室,學生卻非常安靜。當然,原因是多重的。但其中的關鍵之一或許是,他們從進小學的第一天開始,常遇到本書裡面可見的「馴獸師」老師,最常聽到的一句話是「不要講話!」如此這般,日復一日,等到他們高中畢業時,他們的好奇心幾乎已熄滅殆盡,也不想講話了。因為,不只我們的教育不鼓勵對話,而且講話是不乖、不安靜、不聽話,而不是有自主性、有好奇心,想要與人互動。
台灣的小朋友,無論是不乖、不安靜、成績不符合家長、老師期待,或是各種怪奇的原因,往往被中小學或幼兒園老師建議去看醫生。他們有的填了量表,有的在診間不到十五分鐘,輕而易舉地就獲得ADHD(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的身分。然而,在所有獲得ADHD身分的小朋友中,有多少是名符其實?有多少ADHD只是一塊掩蓋其他問題的黑布?有多少是高度競爭的社會中,焦慮的父母(通常是母親)、威權而失靈的教育、對小孩有偏見的老師,以及彷彿速食的醫療,所打造出來的?不可諱言,有些小朋友確實需要醫療(我所認識的精神科醫師也大多是很嚴謹的),但是有更多ADHD小朋友是社會缺乏教育(養)理念、缺乏時間、缺乏耐心、缺乏容忍、缺乏思考之下的受害者。
環繞著ADHD 的是父母家庭、老師學校、醫療三者共構而成的天羅地網體制,要改變這樣的體制簡直是愚公移山,工程浩大。什麼樣的人,竟然敢挑戰這個體制?老朋友佳燕醫師就是這樣的挑戰者。她花時間觀察小朋友,與小朋友聊天,了解小朋友的處境,找出問題的癥結。在這一本書裡,她勇於指出問題,只因為她喜歡小孩,為小孩打抱不平,希望改變這個社會。然而,面對多重原因的問題,我們的社會喜歡抄捷徑,喜歡速決,或是乾脆逃避,因此訴諸一顆神奇的藥丸是個很誘人的方法。因為問題是如此複雜,所以如果有一個簡易的方法,讓我們可以不用看到教育現場的威權與無能、大人的虛妄,以及部分醫師的草率,我們就趨之若鶩,即使犧牲了兒童的身心健康,也在所不惜。小孩子在這樣的天羅地網中,有誰能夠幫助他們?又該怎麼幫助他們?
事實上,佳燕醫師不僅止於挑戰,她更為小朋友四處奔走倡議。為病人、弱勢發聲,是醫學人文教育的理想之一。根據台灣醫學院評鑑委員會的部分認證準則,醫學人文教育應使醫學生擁有為病人倡議(advocacy)的技能,並培養醫學生的社會責任感。例如,婦產科醫師在臨床現場可能看到家庭暴力,或是小兒科醫師看到兒虐事件,他們可以成為倡議者,並協助病人。佳燕過去長年致力於婦女運動,為許多議題努力,我在此僅舉一例。她曾因為驗傷單費用昂貴而使得家暴婦女難以向法律求援而奔走,在她的努力下,大幅降低驗傷單費用,讓即使是經濟弱勢的家暴婦女也能取得驗傷單,讓法律不再徒具條文。過去,我們習於沿著性別、階級與族群來理解弱勢,但卻甚少想到兒童。他們無論是在身體上、心智上,乃至於權力關係上,都是弱勢。從這個角度來看,佳燕醫師是眾多小朋友最真情的倡議者。
讀著每個佳燕醫師筆下的所謂ADHD案例,令人心痛。到底是誰有病?是誰需要醫療?書中許多換環境之後,孩子就沒問題的例子,不僅讓我們警覺到環境對於兒童的壓迫,也再次理解到正常與不正常之間僅存在極細的一條線。疾病往往有其社會根源,是生理與人的社會處境交織下的產物。近代德國著名的醫師政治家菲爾柯(Rudolf Virchow, 1821-1902)曾說過:「醫療是一種社會科學(“Medicine is a social science…”)」菲爾柯以社會調查來觀察族群、階級與文化,進而了解疾病。他了解到貧窮與疾病相生相隨,因此主張醫師是窮人的倡議者。台灣社會貧窮嗎?GDP世界排名第二十一的台灣,卻是一個在各方面很貧乏的社會。抱著小孩的教育「不能輸在起跑點」上思維的人們,努力鞭策著小孩考試要以九十、一百分為目標,老師的話是鋼鐵的事實,不容質疑,連好奇發問都不允許。我們貧乏到很多人難以想像,除了將小孩養成資優生之外,還有什麼路可以走。我們獎賞學業成績好的學生,卻無視善良、有自主性與創造力的學生。難道,善良、自主性、創造力不是值得珍惜的特質嗎?
讀完這本書,你會發現佳燕醫師在她的診間不只看病,當她耐心觀察小孩、與小孩對話時,她也在進行社會調查,她從小朋友的角度看到大人世界的問題。我衷心期待有更多的人,無論是教育者、醫療工作者、家長、兒童文學工作者,或是任何喜歡小朋友的大人,能夠加入為小朋友倡議的行列,讓他們能快樂、健康地長大!同時,我們也該反省,社會在過度鼓勵透過學業成績來贏得資源與地位的人的同時,是否也在毀壞善良、利他、創造力與正義?
需要治療的不是孩子,而是這個社會
文/陳志恆(諮商心理師)
剛從大學畢業時,我曾到一所中學實習。在國一的教室裡,我親眼目睹一個男孩,把整個垃圾桶抱起來,用力地上下晃動。頓時,垃圾滿天飛舞,大部分的同學紛紛走避,但卻有另一位男同學在一旁抱著肚子大笑不已,完全停不下來。
我被這失控的場景給嚇到了,心想:「怎麼會有人做出如此誇張的行徑,也太頑劣了!」後來得知,這兩個男孩是班上的頭痛人物。從開學第一天起,就調皮搗蛋、闖禍不斷。而且,各科老師都拿他們沒辦法,只要想到要去這個班上課就頭疼。
當時,我在輔導室擔任實習教師。有一天早上,一位家長前來談話,他拿了一本小冊子給我們看,上面有著「ADHD」的字樣。他說:「我的孩子在學校造成老師和同學的困擾,真的很抱歉!」原來,他是那兩位調皮男孩之一的父親。
他繼續說:「我帶孩子去看醫生了。醫生說,孩子罹患有『注意力缺陷過動症』,所以比其他孩子還不能專注,容易出現衝動、過動等問題。他在班上的那些失控行為,都是因為這個疾病造成的。」
我在一旁邊聽,邊點頭。原來,這就是「注意力缺陷過動症」呀!我曾在特殊教育的教科書中讀到這個障礙類別,仔細回想,那孩子的行徑,和書上所寫,幾乎不謀而合。
在那個年代,學校老師對所謂的過動兒所知有限,辦公室的許多老師也是頭一回聽到,老師們認真地閱讀家長帶來的衛教小冊。
「醫生有開藥給他吃,我也會要求孩子按時服藥。」我很感動,他是個積極的家長,並且主動和學校老師聯繫,討論孩子的狀況。然而,我的腦袋也同時浮現幾個疑問是:
第一、為什麼到了國中才發現?
第二、除了吃藥控制分心與衝動行為,然後呢?
後來,我在校園中見到那孩子,從本來的過度活潑,變得溫和許多,甚至,看起來有些呆滯。他父親說,那是吃藥的副作用;然而,我見到的卻是一個眼裡失去光芒的孩子。不過,那一點也不重要,因為,班上安靜下來了,老師終於可以順利上課,用功的同學也可以專心向學了!
那是發生在快二十年前的事。十幾年後,經過不斷宣導,現在多數教師都知道注意力缺陷過動症,就連家長也不陌生。有不少孩子,是經由學校老師的觀察與發現後,要求家長帶孩子去醫院做進一步的評估與診斷。
李佳燕醫師在她的家醫科門診,就不斷遇到許多疑似過動症的孩子。孩子們被家長帶去評估,幾乎都是學校老師要求的。她也發現,不論老師或家長,好像都很需要過動症這個診斷。彷彿,有了這個標籤,孩子的種種脫序行為就有了合理的解釋。
沒錯!合理的診斷有助於人們理解狀況,不需要再把孩子的問題歸咎於父母沒教好,或者孩子故意唱反調;也有助於系統中不同的大人溝通孩子的問題。
然而,過度依賴特定診斷,等於是把一個人貼上了特定標籤,卻可能讓大人只看見孩子的疾病或症狀,而看不見其他的可能性。甚至,我們更難以欣賞這些特質可能帶來的優勢。
你可曾想過,孩子的過動或缺乏專注力等行為表現,其實是展現出旺盛的精力、十足的好奇心,甚至相當願意冒險嘗試。然而,這些行為特質在既定的社會規範下,在必須遵守的學校及教室常規下,通通成了干擾他人的問題行為。
或許,把這些孩子放到叢林裡探險、運動競技場上,那些不被讚許的干擾行為,卻可能有助於他大顯身手,獲得比別人更多成功的機會。
只可惜,儘管社會如此多元發展,我們的孩子仍只被鼓勵在單一戰場上前行,也就是會讀書、能考試──這需要坐得住與靜得下來。如果做不到,一律被視為調皮、頑劣、不思進取、態度不佳。
到最後,許多孩子不再願意努力了,因為一再挫敗,乾脆擺爛、放棄,或者逃避到另一個世界──網路中取暖。
李醫師在我眼中,是個真心關愛孩子且有正義感的大人。她在《我期待過動兒被賞識的那一天》一書中,不斷為過動兒說話。除了批判過動症的診斷過程過度粗糙外,更挑戰過動症的診斷準則本身──沒把兒童的天性與需求考慮在內,只從大人的眼光來界定這個疾病。
現實是,某群具有權威的成功大人,為社會制訂了一套遊戲規則,要求所有人都得遵守。如果不能配合或無法適應這套機制,不是被視為失敗者,不然就是生病了。當個病人或許好過於身為失敗者;當個病人的家長,也好過於身為一個失敗家長。
仔細想想,李醫師說得有道理:「我們根本不把孩子當孩子看」。孩子需要從玩耍中學習與成長;我們卻要孩子從很小開始,就遵循繁瑣的社會規範,連怎麼玩都由大人主導與安排,完全剝奪了孩子的天性與「自由玩樂」的內在需求。
或許,不正常的是大人,需要被治療的是整個社會。
殷切期盼,《我期待過動兒被賞識的那一天》這本書能被更多人讀到。這本書會為你帶來全新的視野,讓你知道,你可以從截然不同的角度,去欣賞孩子的分心、過動或衝動,帶著孩子去開拓異於主流但卻屬於他自己的道路。 甚至,任何不被社會主流所接納的身心特質,都有值得賞識之處。大人的眼光改變了,孩子才有機會找到屬於自己發光的舞台。
不要有罪惡感,這不是你的錯!
文/郭駿武(台灣親子共學教育創辦人)
推動人本教育及親子共學教育的三十年間,在教學活動中接觸超過數以萬計的孩子。不論是在體制學校或是實驗教育體系,我常常會遇到父母詢問:「我的孩子是不是過動?還是ADHD?」當我想進一步瞭解,因而詢問:「請問孩子有出現什麼行為嗎?」或是「你們是如何判斷的?」常得到的答覆是:「孩子靜不下來……」、「老師說的」、「醫師說的」。
這些不論是現象的觀察,還是從教育及醫學的專業判斷,我一律保持各種的質疑及可能性,尤其是我非常清楚,當任何人在孩子面前擁有某些教育(或說影響)的權力時,我們的各種認知及認定都會影響孩子對自己的看法。這些自我認知甚至會影響人的一輩子。
三十年前,在台灣對ADHD還不是很瞭解時,因為我出現一些如同書中所提的行為症狀,那時還曾做過關於ADHD的鑑定量表,然後到了長庚醫院兒童心智科求診。當時一進診間,張醫師非常訝異地跟我說,台灣對於ADHD的成人還沒有這麼多的研究資料,她問起為什麼我會想來求診。我還記得我告訴她,我從事的助人及教育工作,常常因為一些分心行為造成別人或主管的困擾,有時我會想著:是不是自己不夠努力?還是因為自己不夠專業從事相關領域的工作的罪惡感?張醫師只是傾聽著,沒有給太多的建議。然後在我離開診間時,突然叫住我,告訴我說:「不要有罪惡感,這不是你的錯。」
只要粗心,那社會單一的價值讓你有罪惡感。
只要不夠持續專心,那社會單一的價值讓你有罪惡感。
只要你常常忘東忘西,那社會單一的價值讓你有罪惡感。
只要你上課愛說話,那社會單一的價值讓你有罪惡感。
只要你無法等待,那社會單一的價值讓你有罪惡感。
這麼多年來,我一直記得她說的這句話,也透過我父母、配偶、老師們的肯定與支持,並且經由自身的成長經驗,在教育及助人專業的領域不斷學習及努力,試著協助那些不被瞭解的孩子們。
曾經,我們到美國參訪ADHD學校,探討如何在不需用藥的狀況下,而在家庭端、學校端、社會端做出如何的改變、倡議與努力。這一趟的參訪,開啟了我們在教育及社會的更多想像。
所以,為什麼在瞭解自己的分心症狀後,會有罪惡感呢?我不斷地思索著。
三十年前的台灣,還是政治極權,社會控制性極強的年代,在教育上講求服從、一致,只要你跟別人在行為上不一樣,馬上會被貼上標籤,如同李醫師書中所說,以前是壞小孩,現在則是有病的小孩。原因都是那內化的、一致的社會標準價值作祟。
三十年過去了,台灣社會進入民主自由的年代;但是我們的家庭、學校、社會有更平等、尊重地看待孩子的發展,瞭解不同人的特質與處遇嗎?
李佳燕醫師從醫學的專業提醒:先從孩子在生理上的發展基礎開始,再瞭解不同階段兒童發展的特徵與行為,然後看見自身家庭教養方式對孩童的影響,最重要的是瞭解孩子的特質與興趣,不要以一時或威權、功利價值為基礎的行為觀察,輕易地對孩子貼上各種標籤。
你可能會說:這太難了,光是家庭內的父權文化、學校中的威權及管理、社會中的權力壓迫及歧視,我們總是不由自主地害怕恐懼,甚至服從、人云亦云地跟隨。我們要如何改變與面對呢?
是的,為了這許多不被瞭解的孩子,光是靠著個人的力量或許是不夠的,尤其要面對如此巨大的社會結構問題及困難。書中提供許多可行的建議與做法,讓我們先從自身做著、學習著;然後加入各種支持社群,持續地將這本書介紹給所有還在教養漩渦中的父母、家庭、學校的老師,及相關兒童領域的教育工作者。
尤其,我們非常歡迎有各種特質的孩子加入親子共學社群。全國的社群中有幼兒共學團,暖暖蛇小學共學團,國中共學團,高中共學團,結合各種教育、教學、醫療、諮商輔導等專業資源及教育工作者的合作,協助不同特質的孩子。我們期待並實踐著,每個孩子都能成為他自己,並且有著被欣賞及肯定的一生。
而這本書正是呼籲及召喚的開始,就讓我們一起成為孩子的心靈捕手及教練。
《我期待過動兒被賞識的那一天》
作者:李佳燕
出版社:寶瓶文化
出版日期:2023/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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