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亮醫病關係的溫暖火光 賴其萬,醫學教育的無任所大使

考進醫學院,穿起白袍,在世人眼中,有無盡的光榮與羨豔。但從醫學生到醫師,漫長的教育與臨床過程裡,面對疾病治療,除了醫療專業和技術之外,又該如何承擔病人和家屬的焦慮與憂傷,傾聽他們的真心?

在仰之彌高的白色巨塔裡,醫者的自省與謙卑,是一門艱難的功課。但幸運的是,台灣有越來越多的醫師,也是老師,把人文教育與醫學倫理帶進臨床與教學的現場。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醫學教育講座教授賴其萬,正是走在最前方的領航人,他用身教與言教,帶領學生與醫師思考醫學倫理的真諦,更致力推動醫學教育制度的改革,讓台灣醫界打開了一扇全新的窗。

賴其萬是台灣醫學教育改革的重要推手之一。在美國教學執業20多年後,為了陪伴年邁的父親而返回台灣並全心投入醫學教育改革,帶領學生們了解「醫學人文」真正的涵義,共築理想的「醫病關係」。(圖/林建榮攝)

初心,來自一條棉被

成大醫學院創辦院院長黃崑巖、和信醫院院長黃達夫、和賴其萬,被譽為台灣醫學人文教育的三大推手。面對外界讚譽,賴其萬笑得慈藹又謙遜,提起當年的初心,竟是來自在美國進修時,指導教授要求的一床棉被。

1969年自台大醫學系畢業,賴其萬選擇神經精神科做為專科,做了四年住院醫師和一年主治醫師後,1975年與同為台大醫師的妻子張燕惠一起赴美進修。初期他在明尼蘇達大學神經科,從住院醫師做起,希望精進專業;但有一天跟著老師貝克博士病房巡診時,意外的一幕,卻重重地衝擊了他,帶來更深遠的影響。

那天的病床上是一位坐骨神經痛的女病人,貝克博士要為她檢查,但檢查前他回頭請護理師幫他找個小棉被,先放在病人兩隻大腿之間。

「我當時不懂為何要拿棉被,但接下來教授抬高病人的一側大腿,那是拉塞克氏徵象(Lasegue Sign)檢查,要抬腿確認坐骨神經是否受壓,那一刻,看著棉被我才驚覺老師是先幫病人遮住最私密的地方,讓她不會尷尬羞怯…」

賴其萬徹底怔住了。那天他完全不記得貝克博士教了什麼神經學的知識,整個腦子裡只有那張小棉被。他不停自問,在台灣讀了七年醫學院,當了五年醫師,不知做過、看過多少次拉塞克氏檢查,「但為什麼從沒有老師或醫師曾經這樣為病人設想過?當然,也包括我自己…」

此後,貝克博士每一次的床側教學,對病人的尊重、體恤,都深深印在賴其萬心裡,給他全新的啟發,更讓他反思該用怎樣的同理心去對待病人?而醫學教育除了技術與專業的訓練,「人文關懷」又應如何傳授給年輕的醫師和學生?

台灣神經醫學奠基者洪祖培教授(左)、明尼蘇達大學的Dr. Baker(中),以兩位恩師為榜樣的賴其萬(右)也成了一位在臨床上專業,更能對病人著想的好醫師。(圖/賴其萬提供)

反思,台灣的醫者父權

賴其萬更想起自己幾年前在台大醫院實習時,一位醫術一流、教學認真的心臟科主治醫師,在一個氣溫極低的下午,帶著實習學生為一個小朋友做門診檢查,他興奮地跟學生們說:「這是難得一見的先天性心臟病」,接著便攤開孩子上衣,要學生們一一用聽診器去細聽心臟雜音。

因為天冷,男孩的父親不忍心,馬上把孩子上衣拉好蓋上,到下一個學生聽診時,醫師又把孩子上衣拉開,…家長和醫師就這樣來來回回的拉開、蓋回孩子的上衣。醫師不悅地對父親說:「我在教學生,你不要阻礙我的教學。」後來更回頭對著學生說:「你們要用心聽,this a very interesting case…」最後家長終於爆發了,他立刻把孩子的衣服穿好走出診間,憤怒地回頭用流利的英文回道:「to you, it’s an interesting case, to me, he’s a suffering child. (對你們來說,我兒子也許是個有趣的個案,但對我來說,他只是個可憐的孩子!)」

類似這樣的台灣醫學教育記憶還有很多,每一幕都深深地印在他的腦海裡,也成了賴其萬心中的一塊疙瘩。他回頭檢視自己在台灣的學醫與行醫過程中,醫者常以父權凌駕於病人,犧牲了醫病關係的相互尊重,但他們當下卻渾然不覺,更將其視為理所當然。直到貝克博士為女病人蓋上的一床棉被,終於掃開他心中的疑惑,也完整了他理想中醫病關係的想像。

不只受到病人的喜愛,同事們眼中的賴其萬更是個充滿耐心、善良、同情心,永遠將病人放在第一位的好醫師。(圖/同事手繪眼裡的賴其萬,賴其萬提供)

決心返台 奉獻台灣最需要的

在美國一待23年,賴其萬從明尼蘇達大學的神經科住院醫師、神經科腦電圖癲癇研究員,到堪薩斯(Kansas)大學醫院神經科癲癇中心主任及神經科教授,成為知名的神經科醫師及癲癇專家。除了身兼臨床與教學工作,他更潛心觀察美國醫學教育制度以及對醫學人文的重視,體驗越來越深。

在病人眼中,賴其萬是最溫柔體貼的Dr. Lai。在堪薩斯大學醫院期間,他的病人裡有很多癲癇兒童,他很關心這群孩子的生活與心情,尤其在他得知許多夏令營都拒絕癲癇兒童參加時,立刻創辦專為癲癇兒設計的夏令營「星營」,參加的人數從最初的八人,到後來年年增加,最後多達數十人。

離開美國前夕,賴其萬為癲癇小朋友們創辦的專屬夏令營「星營」中的成員們都非常不捨。他們將祝福一一寫下,製作成一條珍貴的百納被作為餞別禮,這也成了支撐他不斷前行的力量。(圖/林建榮攝)

1992年,賴其萬的母親在台去世,深愛父母的他日益擔心年邁的父親,想回台灣陪伴父親的念頭越來越強,但又放心不下長期受他服務的病人和學生。躊躇之間,1996年他遠赴英國倫敦在號稱「神經醫學聖地」的Queen Square進修,並趁這個機會拜訪已退休的蘭大弼醫師。英籍的蘭醫師與其父蘭大衛醫師一生為台灣基層奉獻,是賴其萬最尊崇的前輩;蘭醫師倫敦家中隨處可見台灣的收藏與回憶,老人家言談之間流露出對台灣的愛,更讓賴其萬感動不已,他不禁想道:「一個外國人都能為台灣付出一生,我自己怎麼能滯留異鄉。何不歸國逐夢?」

蘭大衛醫師是彰化基督教醫院的創辦人之一,蘭大弼醫師(右)也隨著父親腳步,將一生都奉獻給台灣。他們一家對台灣的愛深深感動了賴其萬,讓他下定回台服務的決心。(圖/來自Tsu-Chi,賴其萬提供)

這次拜訪如破曉初陽,撥開了賴其萬心中迷霧,讓他下定決心返鄉。1997年他回台開會,拜訪了當時才成立四年的慈濟醫學院校長李明亮,兩人長談數個小時。李明亮告訴他,台灣的醫學技術已走在很前面了,目前最急迫的是醫學人文教育,希望他回台做些「沒人做的事」。他更勸說:「我們一起推動,一加一的力量,一定大於二。」並非常有誠意地邀請他與也是醫師的夫人一起再回來台灣參觀慈濟醫學院。

隨後賴其萬的好友陳榮基教授(前恩主公醫院院長、第26屆「醫療奉獻獎」得主)也特別勸他參觀慈濟醫學院的教學時,務必要參觀他們即具有特色的解剖學科。他深深為院內的人文情懷感動,尤其醫學生結束全部解剖課程時舉辦的「大體老師」告別與火化儀式,更讓賴其萬確認這是一個極重視生命尊嚴的醫學教育環境,也決心以為慈濟醫學院為起點,投入台灣的人生醫學教育。

賴其萬與張燕惠,由學長學妹,同事,最後蛻變為擁有兩個兒子、媳婦以及三個孫子、結婚已逾半世紀的老夫老妻。(圖/賴其萬提供)

八堂不一樣的課

隔年,賴其萬和妻子一起返台,加入慈濟醫學暨人文社會學院的行列,而且李校長說服了他,一定要有個行政職位,才能實現自己的理想,因此開始了從沒想過的行政生涯。

他第一個職位是兼任慈濟醫學院與慈濟醫院的副院長,一年以後,他為學生開了一堂「疾病、誤解與社會偏見」的選修課,向學生介紹癲癇、癩病、愛滋、精神病、藥物濫用、自閉與智障、結核病、糖尿病等八種常受到污名化的疾病。每堂課以一種病為主題,先由這疾病的專科醫師說明如何診斷及治療,接著由病人或家屬現身說法,讓學生理解病人受過什麼樣的歧視、需要社會給予什麼協助與改變,以及自我主觀的感受。

賴其萬總會細細評閱學生的課後心得報告,某次一位學生寫到,他的父親正是癲癇病人,從小每回看到父親發作時全身抽搐、口吐白沫,有如中邪,只覺得「好丟臉」。有一次放學回家的路上,發現路人聚在一起對著一個倒在路邊抽搐的人指指點點,沒想到居然正是自己的父親!他剛踏出一步想去幫忙,但耳邊傳來群眾難聽的話語讓他縮回了腳步,羞慚地掉頭就走,回家後更因為怕被責罵,也不敢向媽媽坦承。

後來父親雖然從急診處平安送回家,但這件往事一直壓在這個學生心中許多年,直到上了這門課,才終於敢向賴其萬說出來,寫在報告裡深深懺悔。 學生的報告讓他邊看邊落涙,更慶幸開了這門課,不但改變了一個年輕人和家庭,也提前教會了一位醫師。

「台灣醫學教育最重要的使命,是在醫師養成或教育初期,激發他們的同理心,也讓他們有機會檢討自己做過不應該的行為…」

那段時間,賴其萬常常在夜深人靜時,寫下每天在醫學人文教育路上的所見所聞,字裡行間有身為醫者的自省,也有對醫病關係、人文教育的期待,每一個故事與心得,都蘊涵著娓娓道來的深情。這些文章刊登在「經典」雜誌的「杏林筆記」專欄,最後集結成書,2006年更獲得新聞局的金鼎獎的最佳專欄寫作獎。

住院醫師時期,賴其萬就與師長跟同學籌劃出版《當代醫學》雜誌。數十年來他不斷地書寫,上百萬的文字沈澱為一本本的作品,乘載了他心中的溫暖、理想,與價值。(圖/邵冰如攝)

德不孤 必有鄰

賴其萬的努力,換來了越來越多的支持,一位接一位的「大佬」級的醫師與教授,陸續和他接觸。最早是1994年左右他還在美國時,當時的台大醫學院院長李鎮源託人請他撰文批評台大醫院的紅包文化,賴其萬非常驚喜,一來因為他和李院長並不熟,二來是看見台灣醫界龍頭的自省與改革。

李鎮源組織的醫界聯盟,當時特別舉辦一場醫學教育研討會,賴其萬也返台參與。他記得,那次他演講談紅包文化,台下有一邊坐著一位比他略年長,風度翩翩的陌生醫師,銀白的頭髮,專注安靜的聆聽,更不時點頭,眼中充滿熱情。

後來才知道他是和信醫院院長黃達夫,也是高他五屆的台大學長。賴其萬返回美國後黃達夫主動打電話給他,雖是初識,但兩人聊起「紅包」的觀念卻完全一致,相見恨晚,他也力邀賴其萬回台參與醫學教育的改革隊伍。「我很感動,原來他早已在台灣開始往前衝了」。賴其萬說。1998年,賴其萬返台,此後與黃達夫的交情日深,兩人有志一同,要以推動醫學人文教育做為餘生的使命。

即便身在美國,賴其萬還是心繫台灣醫界,時不時飛回台灣參與醫學人文教育研討會,希望貢獻一些心力。回台後,他果斷加入教育改革的行列,與眾多前輩與同志一起為下一代打拼。(圖/賴其萬提供)

在花蓮慈濟教學、看診三年後,賴其萬因為放心不下住在台北聽力嚴重衰退的94歲父親,2001年辭去慈濟的職務搬回台北。而在台北久候他多時的黃達夫更熱情地伸出雙手,邀他到台北和信治癌中心醫院,參加他已成立多年的「黃達夫醫學教育基金會」擔任「醫學教育講座教授」。

基金會的目的是為了改善醫師的培養教育,黃達夫對賴其萬說了一句,我希望你能做台灣醫學教育的「無任所大使」,期待他加入和信後,能心無旁騖地投入醫學教育改革。這句話深深感動了賴其萬,也因為黃達夫的安排與支持,他才能全心全力為日後的「教育部醫教會」以及「醫學院評鑑為委員會」工作。

黃達夫院長力邀賴其萬加入和信,承諾他只需保留最小限度的臨床治療,不用擔任任何行政職,並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時間,唯一的任務就是要跟他一起投入醫學教育的改革。一拍即合的兩人開始大展拳腳,推動醫學人文教育,翻轉醫病關係。(圖/邵冰如攝)

三劍客成軍 醫學教改啟動

同一段時間裡,另一位醫學人文教育的推手——成大醫學院創院院長黃崑巖教授也正全力奔走為台灣醫學教育邁入國際舞台而努力。1998年他代表台灣赴美國華府,出席美國教育部外國醫學教育及評鑑委員會(NCFMEA)的公聽會答辯,最後被判定台灣的醫學系評鑑制度與美國無法相比擬

這個結果,代表了台灣醫學教育程度的不足,但黃崑巖沒有放棄,決心推動台灣醫學教育的結構性改革。他開始規劃台灣醫學院系評鑑的新機制,並獲得當時的教育部長曾志朗和高教司長黃碧端支持,成立「台灣醫學院評鑑委員會」(Taiwan Medical Accreditation Council, 簡稱TMAC),他力邀黃達夫和賴其萬一起加入,希望透過評鑑制度,不但要提升各醫學院的教學品質,更要加強其中的人文精神與醫學倫理。

2002年黃崑巖教授接任教育部醫學教育委員會常務委員兼召集人,邀請賴其萬擔任教育部醫學教育委員會執行秘書,而後黃崑巖教授2010退休返美後,由賴其萬教授接任教育部醫學教育委員會的工作。

自此,這三位院長級的資深醫師,也是老師,常常一起討論如何推動改革,更積極發表文章,倡議醫學人文教育,被譽為推動台灣醫學教育改革的「三劍客」。賴其萬說,黃達夫院長、黃崑巖校長分別是高他五屆和十屆的台大學長,也都是在美國行醫和教學多年後返鄉,為台灣醫學教育奉獻的前輩,看著學長們奮不顧身的樣子,自己也更有了衝勁。

黃崑巖(右一)、黃達夫(左二)、賴其萬(左一),三人與黃達夫醫學教育基金會主辦的OSCE研討會主講者Dr. Mark Swartz合影。(圖/賴其萬提供)

除了評鑑制度之外,賴其萬說,TMAC也與教育部、黃達夫醫學教育基金會換積極邀請國外學者來訪,分享先進國家在醫學人文教育的做法,更設立教師培育中心、規劃課程發展,要為未來一代接一代的台灣醫學生建立起人文精神,未來當他們披上白袍後,除了醫術,更能有體貼的心去傾聽病人,打造美好的醫病關係。

拿著雞毛當令箭 走進體制發起革命

然而,不論是哪一種革命,所有的先行者總會遭遇最多的障礙。賴其萬說,剛開始的兩年,阻力很大,部分醫學院並不太願意配合,那時黃崑巖總會笑笑的告訴他和黃達夫:「教育部支持我們,我們就拿著雞毛當令箭,堅持下去!」

後來在賴其萬的建議下,教育部接著成立「醫學人文教育核心團隊」(Medical Educators for Humanities, 簡稱MEH),邀請全台各醫學院選派二位代表(醫學與非醫學領域各一人)參與,20多位團隊成員定期聚會討論,並訪視各醫學院,為醫學教育找出問題,開出良方,訂出人文課程的標準,一步步促成了醫界的自省,達成醫學教育的結構性改革。

醫學人文教育核心團隊前三年的目標分別是啟動、推廣、與深耕。透過定期的聚會,團隊成員們凝聚了強大的向心力,創意想法層出不窮,醫學院內開設的人文課程也越來越受到學生的歡迎。(圖/賴其萬提供)

MEH也實際走遍各醫學院,了解校方做法並傾聽師生們的想法,「有人勸過我以和為貴,不要太硬;我也看過讓人齒冷的醫師,但我絕不寬貸,因為驕矜的老師絕對教不出謙沖的學生!」一向溫和慈祥的賴其萬,說著說著,眼中閃過罕見的嚴厲火光。

從TMAC到MEH,賴其萬走進體制推動改革,他很欣慰看到越來越多醫師的自省,也看到醫學院的改變,各醫學院不時會舉辦醫學人文相關的論壇。更讓他感動的是看到學生們在人文教育的洗禮下,學會了謙卑與省思,未來穿上白袍時,不會因為醫者的驕矜傲慢,傷害醫病關係。

除了在媒體撰寫專欄對醫界軟性呼籲,賴其萬更勇敢地走進體制內,即便受到千夫所指也要各大醫學院進行教育改革,讓仍在搖籃內的醫學生們了解所謂「病人」兩字,「人」的重要性遠遠大於「病」。(圖/林建榮攝)

最後,賴教授也分享他幾年前與七位老、中、青三代的醫師,以及三位非醫師但關心醫病關係的作家、音樂家、神職人員合作,在網路上成立「醫病平台」專欄,希望促成醫病之間的相互了解,進而減少醫病糾紛和誤解,更能帶動政策的改變,提升醫療品質。

「我們最希望的是利用『平台』,使醫病雙方可以『平起平坐』,從醫護人員、醫學生到病人和家屬,都能在平台上說出自身經驗和感受,用真實故事打破醫病間的籓籬,大家將心比心,讓醫師有醫德,病人也有病德,創造一個醫病雙贏的環境。」

他對醫學人文的執著,從臨床、教室,從此一路延伸到無遠弗屆的網路世界。

賴其萬(前排左一)與醫病平台的創始成員們最初在陳永興醫師(後排中)創辦的民報上撰寫專欄文章,用網路的力量架起溝通的管道,一點一滴地改變日益緊繃的醫病關係。(圖/賴其萬提供)

學生讓我學到更多

從國際推崇的癲癇醫學權威,賴其萬轉身成為醫學人文教育的推手;面對學生,他更深知教育「不是裝滿一個水桶,而是點燃一個火種」,尤其學生的反饋更常帶給他莫大的收穫。

多年前有一位五年級女學生提出臨床實習時遇到一位末期癌症病人告訴她「想自殺」,讓她很不安。賴其萬開放學生提出看法一起討論,結果有學生說:「我們應和病人溝通,幫他找到活下去的價值,那就是鼓起病人求生意志的利器。」

還有學生說:「要勸已經癌末的病人接受新的治療或檢查時,我們要自問,這能為病人帶來什麼好處?而非只為滿足我們自己對醫療探索的好奇心。」「我們不應一昧勸說病人接受我們的建議,而應先探索病人對生命的價值觀是什麼?」

學生的討論深深震撼了賴其萬,他原以為這群剛接觸臨床的孩子只會單純地想要力勸病人接受治療活下去,沒想到他們竟然能提出對生命價值的思考,更懂得從病人的立場去討論治療的意義。

也因為學生的啟發,他與幾位關心醫學人文教育的醫師同事們開始在和信醫院實習的五、六年級醫學生以及畢業後醫師的訓練課程舉辦兩星期一次的「醫學人文教育個案討論」,由學員提出臨床實習中遭遇到的困難個案,而就關懷病人與家屬的立場做深入的討論。

賴其萬坦言,一開始教授「醫學人文」如此抽象的課程他也不知從何入手,但學生們對生命熱情與觀點常常超出他的想像,他的收穫反而更豐富。(圖/賴其萬提供)

「教學相長,我從學生身上學到的太多太多了。」賴其萬說,年復一年的努力下,如今他看到醫學人文教育的種子已快速抽芽茁壯,台灣醫學界的學生、醫師都已非昔日。

另一方面,對賴其萬自己來說,雖然直接幫助病人的機會少了(目前只在和信醫院每週有半天門診),但他發現「做醫師,只能幫忙一小撮病人,但如果我教好一群醫學生,讓他們成為好醫師,未來可以幫助更多病人。

從「良醫」轉身成「良師」,賴其萬慶幸自己在24年前做對了選擇,回鄉投身醫學教育。他也更期望,在這條醫學人文教育的路上,能有更多人一起點燃火種,舉起火把,讓台灣的醫病關係永遠溫暖明亮。

卸下職位與光環,賴其萬現在只是個普通的神經內科醫師。回首過去20多年的努力,他很欣慰醫學人文的種子已在這一代的醫師們成長茁壯,這個火種會一代代的傳承下去,持續照亮未來,並讓醫病關係永遠閃耀。(圖/林建榮攝)

賴其萬

CHI-WAN LAI, M.D.


台灣醫學教育改革、醫學人文重要推手。前慈濟大學副校長、醫學院院長、台灣癲癇醫學會理事長、教育部醫教會常委、台灣醫學院評鑑委員會主任委員;現任和信治癌中心醫院醫學教育講座教授、神經內科醫師。

台大醫學院畢業後進入神經精神科擔任主治醫師,之後與妻子赴美進修,於堪薩斯大學醫學院擔任神經科教授、癲癇中心及神經生理診斷實驗室主任,2003年榮獲國際抗癲癇聯盟與國際癲癇局聯合頒發的社會貢獻獎。

回台後投身醫學教育改革,受黃崑巖院長邀請,與黃達夫院長一起加入「台灣醫學院評鑑委員會」,並建議教育部成立「醫學人文教育核心團隊」,促成醫學教育的結構性改革。

長期為《當代醫學》、《經典》等雜誌撰寫專欄,並以《經典》專欄「杏林筆記」榮獲2006年行政院新聞局第三十屆金鼎獎最佳專欄寫作獎。著有《賴其萬醫師的心靈饗宴》、《杏林筆記12》、《話語、雙手與藥:醫者的人性關懷》、《醫學這一行》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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