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傅志遠醫師
打從心裡的不相信。
醫療工作的這些年，經常遇到病患死亡的狀況，也看過各種家屬面對親人辭世的態度。正常來說，家屬都會想知道醫療內容與確實死因。大部份的家屬都可以理解整個過程，以及接受親人過世的事實，就算追問一些細節，也都可以在病情說明後釋然。
不過在病情的說明中，長年的經驗已經可以讓我感受到，家屬是否有著「打從心裡的相信」，客氣的態度是真心抑或笑裡藏刀，或是明刀明槍的質疑。
幾年前我在其他醫院服務時，發生過一件案子。某個外科病人手術後順利出院，但沒過幾天又因為發燒進了急診。通常這類病患，第一時間還是會先聯繫原本治療的醫師，釐清是否和前次手術或住院相關。
然而外科手術的傷口相當正常，沒有任何術後感染的跡象，病患也表示術後沒有什麼不舒服。身為當天的外科值班主治醫師，雖然原本不是我開的刀，但還是被會診去評估。我診視過病人後覺得不像外科的問題，家屬也立即向我表明，希望由原本進行手術的醫師繼續治療。
看來是沒我的事，當時已經晚上十點多，於是我告訴急診同事，隔天早上再聯繫原本手術的醫師。
隔天一早原手術的主治醫師來急診看過病人，也判定與原本手術的問題無關，並且與家屬達成協議，「在內科病房住院，治療內科疾病」。
據說（真的是據說，因為我與病人只有幾分鐘之緣），病人在內科病房住院幾天後的某清晨，突然發生呼吸急促，然後心跳停止，急救也救不回來。
當下家屬沒有疑義，接受了內科醫師的病情說明。可是一個多月後，家屬卻來函希望瞭解整個治療經過與病人的死因。院方覺得這可能是潛在的醫療糾紛案例，對此開了會前會，由於病歷上曾出現我的名字，所以也被召集去開會。
會中法務與律師確認了每個人在這個過程的角色，以及是否皆符合醫療常規，最後再統一向家屬說明。
家屬很客氣，原本我們擔心的劍拔弩張都沒有發生：「謝謝你們每一位，大家都辛苦了，我們只是想對媽媽的死因有更清楚的瞭解，經過你們的說明，現在我們都瞭解了。」
當下我覺得怪怪的，說不上來哪裡怪。
會後法務與公關也提醒大家要小心。
一個月後，存證信函來了，一整串醫師都是被告，很幸運（？）也是意外（？）沒有我。據後續與家屬溝通的同事說，家屬們早有提告打算，故意先用來函的方式「釣」出關係人，再從中推敲誰該負責。而主導訴訟的那位家屬，正好是當天會診我時，與我談話的人，所以他「判定」我沒問題～～
當打從心裡已經有了戒心或懷疑之時，所謂的病情解釋或醫病溝通，某種程度只是一個儀式而已。
前幾天的外科急診，有一位非預期的死亡病患。很老很老的老先生，做過一個腹部的小手術後出院，在門診時抱怨腹痛，因此原手術主治醫師將病人轉到急診，請急診幫他安排檢查與住院。
在這個案例中，急診第一線醫師的角色某種程度只是過場，協助辦住院與開立藥物。
抽血的結果發炎指數很高，我開立了抗生素先使用、排了電腦斷層檢查、也通知了原手術主治醫師，電話中我們對接下來的處置達成共識。
還在等待檢查的時候，突然護理師跟我說：「病人看起來怪怪的。」我發現病人失去意識，也沒有脈搏，立刻召集人手進行急救，結果病人的狀況就一路兵敗如山倒，後來急救也救不回來。
我可以預期家屬大概很難接受這突如其來的劇變。果然，原本負責陪病的外佣通知女兒，隨後趕到醫院時，是用近乎興師問罪的語氣質問我：「為什麼突然人就沒了？」
「病人的死亡來得又急又快，從門診轉進急診不到一個小時，很多檢查都還在安排中，目前唯一知道的是發炎指數很高，所以我推論最有可能的還是感染與敗血症。」
「我不要推論！我要真相！」
「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說明，你也可以拷貝病歷，去諮詢其他醫師，最不得已的做法，就是請法醫醫解剖，這樣就會有真相了。」我保持著冷靜的語氣，坦白說，如果不是這些年見過不少場面，家屬的態度如此，很多年輕醫師是會害怕的。家屬很生氣，不過我也不想跟他大聲，突然接到噩耗有些情緒我覺得很正常。
「之前不是開個小手術而已，怎麼會變成這樣？是不是開刀開壞了？」
「我不是手術的執刀醫師，我來替他回答是或不是，其實都不對。」
「那你知道什麼？誰要為這件事情負責？」
「醫療上當然每個環節都會有需要負責的人，不過很多疾病的治療都有極限，生命有都有盡頭，不是每一個死亡都要有人『負責』，或者說沒有人可以『負責』病人永遠不死。」
「你的說法我完全不相信。」
「我尊重你的相信與不相信，我誠心的建議，先把眼前家人的後事先處理，不管你有任何的疑慮或想法，可以之後再說。」溝通告一個段落，我選擇讓家屬冷靜一下，剛好急診現場還有不少事情等我做。
「算了！就這樣好了，我先辦手續。」大約半小時，家屬稍微冷靜了些，走過來跟我說他接下來的決定。
家屬將大體領回後離開急診，沒有再來找我講什麼。
我思索著剛才的過程，雖然一開始氣氛很糟，不過我覺得後來的態度還好，跟前面講的那個案子「說不上來的怪」不一樣。
希望我的猜測是對的。
本文經傅志遠醫師授權刊登於《醫學有故事》
原文：敵意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