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無國界醫生
索羅（Moses Soro）現居英國，是無國界醫生財務及人資經理。他分享從難民兒童成為無國界醫生前線人員的故事：
Plumpy’ nut，我已經幾十年沒見過它了。
我曾在敘利亞擔任無國界醫生的人資／財務經理，盡力確保我們的醫療專案能有充足的人力和物資。在其中一項專案裡，我們為病人提供 Plumpy’ nut，那是一種用於治療營養不良的加強版花生醬。
我上一次見到它是我兒時營養不良的時候，當時無國界醫生給了我和我的家人這種花生醬，很大程度上拯救了我的生命。
起點
我為什麼會在無國界醫生工作，這是個很長的故事，希望我能長話短說。我來自南蘇丹。南蘇丹在獨立前是蘇丹的一部分，當時南北雙方間進行一場曠日彌久的戰爭。
在持續戰事中長大，你會見到許多從前線歸來的傷者。我們所有人在國小的時候就得被徵召接受軍事訓練，為了逃離戰事而多次搬遷。但最終，衝突還是找上了我們。我記得炸彈爆炸的聲音，和飛過頭頂的飛機，感覺任何人都可能成為攻擊目標。
當時我還很年輕，正值青少年。我的父母決定，我們必須撤離，逃離戰區。而我們村里、隔壁村里的每個人也都越過國境成了難民。
烏干達
逃到烏干達後，雖然遠離戰禍，但當時面臨的情況依舊十分險峻。我們被迫住在樹叢中；睡在戶外，餐風露宿；我們無法保護自己免於蚊蟲叮咬，許多人因此患上瘧疾。當時也沒有廁所，霍亂隨之爆發。
身邊的人們，尤其是孩童們開始漸漸死去。我來自一個大家庭，幾個兄弟姊妹也死了。就在這時候，無國界醫生出現了。那時候他們是第一個出現的組織，我就是被無國界醫生治好的。
這讓我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我狀況逐漸好轉，而其他組織進駐，也讓難民營變得更正式化；我回到學校，最終念到大學，我不斷提醒自己：將來我也要投入無國界醫生的工作，回報我曾受過的幫助。
因為要是沒有無國界醫生，我可能早就像我的兄弟、表親還有許多人一樣，在當時就死了。
（圖／MSF／Mariama Diallo ）
下一步
最終我和家人們受到重新安置，我到英國的大學修讀國際關係。在南蘇丹獨立後，我又回到那裡受訓並成為了銀行經理。後來，我先後加入一個培訓政治人物如何善治的國際非政府組織，以及一個關於公民參與的國際非政府組織，最後親身投入政治。我希望能藉此服務我的社區。
雖然我從未忘記對自己的承諾，但我知道只要自己還在活躍於政界，就不該加入無國界醫生，因為這有悖於組織中立及不偏不倚的原則。
之後在我回到英國時，我進修了人資管理的碩士學位強化我的技能。最終，我申請加入無國界醫生。
敘利亞
當無國界醫生告訴我，我將會被派至一個在敘利亞的專案後，我毫不猶豫地答應了。我在電視新聞上看過一些關於敘利亞戰事帶來的破壞。雖然這無法類比，但我覺得在某種程度上，那裡的人們正經歷著和我相似，或甚至更糟的情況。
無國界醫生在敘利亞開展許多不同的醫療專案，我自己參與的是其中兩個：一個是為當地的慢性病患者提供必要的藥物治療和支援；另一個則是治療那些被拘留的結核病患者。
我的工作專注於行政層面，好讓這些專案能順利運作。這代表大量人才招募，包括確保我們的作法及政策對所有申請人都足夠透明的工作。此外，我們也必須舉辦大量的訓練及在職學習，以培養我們團隊的技巧和信心。
我對我的敘利亞同事們非常坦誠，我告訴他們自己曾是難民的遭遇。因為曾在武裝衝突中存活下來，我深知流離失所的感受。許多敘利亞人跨越國境以逃離戰爭，但更多人則是在境內流離失所。我試著鼓勵他們、給他們希望，向他們保證最終一切都會轉趨穩定，而他們將可以再次快樂地生活。
自我提醒
第一次在敘利亞辦公室見到Plumpy’ nut後，我就留了一包放在我的桌子裡，提醒自己當初是什麼東西救了我一命以及我們在這裡的使命。
現在我回到英國，本來打算把那包Plumpy’ nut給我的孩子們看，我想讓他們知道它長什麼樣子並告訴他們：「如果沒有這個東西，我不會有機會成為你們的父親。」
但因為離開時行色匆匆，最終我還是將那包Plumpy’ nut遺留在敘利亞的辦公桌裡。回去後我只好跟孩子們說：「過去無國界醫生曾幫助過我，這就是我為組織工作的原因。」
近期我又開啟了一項新挑戰，我正在接受訓練成為倫敦警察廳的警員。但在我的基礎訓練告一段落後，我希望能再次參與無國界醫生的任務，繼續用自己微小的方式，回饋我曾受過的幫助。
本文經無國界醫生授權刊登於《醫學有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