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失去依然感謝 彭純芝，為急重症兒童賽跑
「我們讓媽媽陪他一整天，隔天禮拜日我來醫院陪媽媽，跟她談是不是讓孩子走得舒服一點？那時候安寧的概念還不普及，但媽媽覺得孩子也辛苦夠了，我就親手撤掉儀器，陪媽媽走過那個悲傷的時光。」「把病人救回來，獲得家長讚許這沒什麼好說的。但病人離開，還能得到感謝，我想這就是比較不容易的地方吧。」
「我們讓媽媽陪他一整天，隔天禮拜日我來醫院陪媽媽，跟她談是不是讓孩子走得舒服一點？那時候安寧的概念還不普及，但媽媽覺得孩子也辛苦夠了，我就親手撤掉儀器，陪媽媽走過那個悲傷的時光。」「把病人救回來，獲得家長讚許這沒什麼好說的。但病人離開，還能得到感謝，我想這就是比較不容易的地方吧。」
人都難逃一死，但真正要面對一個人在自己的眼前逐漸停下呼吸，的確是一門很大的功課。「相對來講，整形外科面對死亡的機會比較少，術後結果立即可見，比較有成就感。而且整形手術是一種可以改變病人人生的手術，比較多希望、歡笑的時光。」就這樣，陳建宗成了羅慧夫最後的關門弟子。
初到馬拉威，余廣亮立即投入第一線的診療工作，一天看診200多人是家常便飯。「第一個震撼教育是愛滋病！」他說，馬拉威的青壯年族群感染愛滋病的比率高達15%！「在醫院裡點頭個或握個手的人，都有可能是愛滋病患。」余廣亮說，這是他在台灣未曾有過的經驗。
「老師們的身教、言教會影響學生，學生跟著老師，可以學到老師的行事模式、如何做選擇、決策，還有價值觀的傳承。」吳明賢說：「我們訓練出來的醫師要有高度，處理的是人而不只是疾病，更高層次更是要可以影響政策，讓社會更健康、國家更強壯」。
「美國的老師把學生當朋友，台灣的老師和醫師很有權威、高高在上，學生不敢問問題，或是問題太多反而挨罵。」愛思考、愛發問的湯銘哲回想自己的求學經歷，才發現原來是台灣傳統的教育觀念，讓自己總是被貼上問題學生的標籤。「這件事情改變了我的一生。我要成為這種老師，鼓勵支持學生要有自己的想法。」
一位病人經歷幻聽、幻覺、多重人格，甚至多次自殺未遂……她苦笑著說：「事情就是從糟糕變成難以理解。」蔡伯鑫盯著她的雙眼回答：「沒關係，我們重新讓這件事情變得一點一點能被理解。」幾次回診後，病人在診間崩潰落淚：「可以不要放棄我嗎？我真的好想活下去。覺得這話很蠢，但我真的想活得好好的……」
1980年代，「大家樂」賭博遊戲席捲全台，當時「拜神只為求明牌，槓龜之後看醫師，簽中了就找電子花車跳脫衣舞謝神，甚至連小孩子都在台下看。」陳錦煌看不過去，決定挺身而出：「我深刻地體悟到，醫師不應該只關心病人的身體病痛，而是要關心一個人的整體健康，而整體健康，要從環境開始改變。」
台灣的會籍曾一度被國際外科學會（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Surgeons, ICS）暫停，但在關皚麗的努力奔走下，不止順利恢復，她更排除重重政治障礙在2022年元月成為該學會成立88年來首位女性掌舵者。她充滿豪情壯志地說：「我要成為最頂尖的理事長！」
「失智症是一種『關係』的疾病，」徐文俊說，「沒有藥醫好像很可怕，但其實有沒有藥不重要，回到愛的關係，家庭就會重新受到祝福。」他的處方充滿著溫度，「雖然沒辦法治好病人，但我們治癒了患者、照顧者和家人的心，失智症造成的愁苦少了，笑聲就回到了家中。」
當他得知曾大武衛生所面臨缺乏醫師的困境後，毫不遲疑帶著醫療團隊跨過中央山脈，將愛的力量延伸至台九線南迴公路。一百公里看似遙遠，但在行醫近50年的侯明鋒心中，卻永遠不是距離；偏鄉醫療支援就像一場接力賽，必須一棒接一棒，沒有中斷的理由，「五千公里的索羅門都去了，一百公里的台東算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