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撰文 /劉芝吟、陳韋聿
美術設計 /林洵安
我們的身體如何「學習」衛生?
《寄生上流》裡,「氣味」是貫串故事的象徵,上流爸爸下意識露出嫌惡表情,窮爸爸卻怎樣也聞不到那股被厭憎的氣味。我們的身體是怎麼「學習」衛生?為什麼會不由自主產生噁心感?衛生又是如何悄悄嵌入了每個人的身體感覺,影響生活習慣與社會文化?「研之有物」專訪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雷祥麟研究員,他透過生活器具的追溯,探討衛生運動如何一步步改造個人的身體和社會文化。
你不知道的餐桌大轉盤
親朋好友圍坐大圓桌,熱絡交談、共享佳餚,這是辦桌和中式餐館最親切的風景。其中,有個物件發揮重要功能:餐桌上的大轉盤──我們不用麻煩旁人傳遞,也無需橫跨大半個餐桌,只為了夾一道菜。
這項方便實用的器具行之有年,但你或許萬萬想不到,20 世紀以前中式餐桌上沒有這種轉盤,它的誕生和「防疫」有關!
餐桌大轉盤最初發明於 1915 年,發明者並非餐館大廚或新銳設計師,而是中國公衛專家伍連德,他也是全世界第一位推動「戴口罩防疫」的創始先鋒。
餐桌轉盤為何與防疫有關?公衛專家又是如何腦洞大開,既發明防疫口罩,又設計餐飲用具?故事得從 20 世紀初期一場瘟疫大戰說起。
人人戴口罩防疫,由他開始
1910 年底,一場嚴重大瘟疫在中國東北爆發,「先發燒,次咳嗽,繼而吐血,不敷日即身死。」疫情迅速從哈爾濱蔓延整個東北,奪走了 6 萬多人的性命。
直到醫官伍連德坐鎮東三省後,疫情終於有了轉機。他排除眾議,斷定瘟疫並不是老鼠引發的「腺鼠疫」,而是經由飛沫傳染的「肺鼠疫」。因此,伍連德將外科手術口罩重新改良製作為防護配備,並下達指令:醫護、病患家人、清潔工等可能接觸者一律配戴口罩。這項史無前例的防疫創舉,立即引來排山倒海的質疑……
這一幕很是眼熟,過了百年,戴不戴口罩依舊是人們對抗 COVID-19 的爭議焦點。今日面對歐美「寧戴手套不戴口罩」的疾病文化,已有各式分析討論,但百年前,口罩又為何會引起公衛新秀與前輩大亂鬥?
關鍵是:對疾病的知識認知。此前,全球第三次鼠疫大流行剛剛停歇沒多久,為了打擊鼠患,香港甚至大規模進行城市清潔,因此滿州鼠疫一爆發,公衛權威(例如印製在日本鈔票上的北里柴三郎)便全力鎖定捕鼠、滅鼠。戴口罩防疫?簡直荒唐!
直到突破性的醫學觀點(新型鼠疫會透過飛沫而人傳人)出現,改變了人類的疾病想像,新的防疫手法才隨之誕生。
衛生,即是改造出「文明的」身體
「滿州鼠疫後,衛生運動開始針對個別的『人』。」雷祥麟進一步分析:「對疾病的科學新知,除了決定當下的防疫措施,還會改變人們對『危險』的想像和感知。」
敵人不只有老鼠,還可能是鄰人。
衛生行動不再單單聚焦於公共環境,整頓垃圾、消滅老鼠或瘧蚊,也關切起每個人的行為、習慣,改造出一種「衛生」的文明身體。
於是,公衛目光慢慢移向了身體行為,關注人們的行為舉止、活動交際、生活習慣,身體的衛生文化開始悄悄被改變。
今日的我們也有相似經驗。 COVID-19 爆發後,咳嗽清嗓、摸臉揉眼等身體小習慣,瞬間成為防疫大敵;新奇冷知識,人每天不自覺碰臉 20 次以上,也突然晉升防疫提醒。
「身體習慣」被劃入警戒觀察區,怎麼用餐、社交距離多近、什麼情況下和他人親密接觸……,一個都不能漏掉。
餐桌轉盤、個人杯,「個人化衛生」住進身體裡
當身體成為破口,改造就是義務。然而,要一個人戒菸尚且困難,集體的身體習慣如何重新形塑?
伍連德把腦筋動到了生活器皿,設計出「衛生餐檯」──今日的餐桌轉盤。
1920-30 年代,肺結核是中國頭號大敵,染疫者眾多。公衛專家認為根源來自中國人的生活習慣,例如傳統家庭喜歡同桌共食,叔伯舅父、姑姨嬸婆各自用筷子親切夾菜。由於當時唾液被視為傳播結核桿菌的凶手,「相濡以沫」的用餐習慣便成了重大惡習。有知識分子激烈主張「非西式會餐不赴」,甚至提出廢止共食制!
但傳統中式桌菜講究「大件」,喜愛全鴨、全魚烹調擺盤,若從此仿照西式個人套餐,很可能失去不少菜餚風味。可以想像,如果民初的「陳時中」果真以防疫之名,禁止中式合菜,美食家、傳統文化派必定急跳腳,挑戰等級就像要義大利人披薩加鳳梨。
還好,伍連德沒這麼做,他提出另一套開創性方法:設計「衛生餐檯」擺放餐點,搭配公筷母匙,如此既能保留同席共食的桌菜文化、人際互動,也可兼顧防疫需求,解決餐桌上的肺病危險。
想不到吧,現今我們再熟悉不過的合菜用具,竟然因為時代大疫而誕生。
防癆運動中,還有另一個逐漸普及的生活物件:個人衛生杯。
公衛專家教導學童,養成使用個人臉盆、毛巾、茶杯的習慣,不只在學校,回家也要用自己的杯子。日復一日、習慣成自然,「用自己的茶杯」逐漸成為反射動作,不需要思索,便會自動建立起個人用品的身體界線。
試著想像以下的畫面:若要你和別人共用漱口杯、牙刷、毛巾,是不是下意識感覺怪怪、不舒服,甚至湧上一股莫名的嫌惡?
這種不由自主的噁心感,便是潛移默化後嵌入身體的衛生感。雷祥麟這麼分析,
衛生不再是腦袋裡的知識判斷,更是習慣、用具與身體。
在公衛運動推波助瀾下,我們開始習慣水杯、牙刷、毛巾都有「名字」,無法輕易和別人共用。器具與衛生習慣,創造出「不由自主與他人保持身體距離」的新世代。
過去,傳統知識菁英透過法律、政策改變社會規範;公衛系統則另闢蹊徑,透過「物件用具」改變人們的身體感受。原本以「抑制疾病傳播」為目的的衛生習慣,也悄悄影響了社會關係與人我認同。
解釋疾病,也解釋了我們的恐懼厭惡
從今日科學眼光,肺結核主要由飛沫與空氣傳播,基本上不會透過食器傳染。奇特的是,當時的防疫戰場卻劃在家家戶戶的餐桌。不只在中國,雷祥麟回溯發現,一百年前無論東西方,皆從各自特殊的視角理解這個時代惡疾。
在 20 世紀初的歐美與日本,肺結核被歸類為源自階層不平等的「社會性疾病」,營養不良、生活條件惡劣、過度勞累,導致大城市貧民窟的工人階級染上肺癆。相反的,在中國則定調為「家庭疾病」──家人間親密共食、共眠的中國家庭惡習,才是罪魁禍首。
為什麼當時會從如此不同角度「超譯」肺結核?上述這些不完全正確的知識主張,又如何建立社會論述,獲得支持?雷祥麟提到:
我們對疾病的解釋框架,往往與社會原本就厭惡拒斥的現象相互結合。
1920-30 年代,「家庭」正是中國時代氛圍下的眼中釘。傅斯年嚴詞批判家庭是社會的「萬惡之原(源)」,扼殺個體性,阻礙新青年自我實現,新文化運動的核心關懷也是:改造病態的中國傳統家庭。
知識分子奮力鼓吹解放,拋開舊式家庭的箝制,這時公衛專家再補一刀警告,愛你的人可能傷你最深。當親密的父母長輩手足,成了同時威脅心靈與身體的潛在敵人,我們怎麼能繼續窩居在擁擠、窒息的傳統家庭!
「衛生運動很容易和原先劃定的『問題』、排斥的對象結合。當箭靶重疊,你討厭的人事物同時還傷害健康,所有推導即更順理成章,社會恐懼敵對的情緒也更容易被動員。」
看似「科學客觀」的衛生防治,實則鑲嵌著深遠的人文社會意涵。雷祥麟強調,我們似乎依憑著科學知識體系建立一套衛生標準,但實際上,疾病衛生和政治、社會議題經常相互結盟,投射出社會的價值好惡。
衛生行動,改變著我們的身體歷史、文化價值
「我們怎麼理解疾病、使用器具與習慣養成,這些行為都不只單純關乎健康,還深刻涉及到自我認同、群己界線和社會關係。」
口罩、衛生餐檯到個人杯,看似尋常的生活用具,皆蘊含了社會的偏好價值,透過日復一日的使用,穿透滲入我們的身體感覺,建構出「衛生/不衛生」、「文明/不文明」,區辨出群己差異。
綜觀生活器具的脈絡,回看流行傳染病不斷侵襲的今日,雷祥麟進一步提醒:衛生所蘊含的政治、文化、社會意涵,不應被輕忽。當科學衛生把目光集中在「人」,我們更必須時時省察,誰被劃為「威脅者」?又為何是它?同時,
衛生行動也絕不僅僅在疾病控制層次,它更深刻影響了身體的歷史,我們會不知不覺對特定行為產生噁心、排斥、衛生感,改變文化生活。
對抗疾病的同時,我們做了什麼?可能促成哪些改變?如果百年前中國知識分子設定的社會問題是「家庭制度」,那麼今日,大家的關注焦點又是什麼?後疫情時代,值得我們再次重省。
本文經 研之有物授權刊登於《醫學有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