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洪邦喻
「我要出院！把這個拔掉！」
「你現在這樣我們是怎麼讓你出院！你是要死在外面嗎？」病房傳來劇烈的爭吵聲，我暗叫不妙，抬頭看了時鐘後快步走向那熟悉的聲音。
「我要下去洗澡！你們不讓我下床，我不要住了！我要回去！」
床上的老人氣得臉頰通紅，住院醫師也不甘示弱，兩個人越吵越大聲，其他病房的家屬也好奇地探頭往這邊看。「伯伯，我不管你明天還要不要住，今晚你在這邊，你就要配合我們的治療呀！」
「所以我不是說我要出院嗎？妳──」
無論多繁華的都市，都有一群活在角落，令政府頭痛、居民嫌惡的人們。小時候對他們的印象，無非是貧窮、髒亂、不修邊幅等等，在城市一隅蜷縮著身子，地上鋪著紙箱、身旁幾個酒瓶四散；偶爾有人走過，便抓起東西大吼大叫。「不要看。」父母總是牽著我的手小聲地說，彷彿不看就不會受這些人世以外的事物侵擾：路邊辦喪事，不要看；山路旁邊的竹林，不要看；晚上公園裡酒醉的流浪漢，不要看。
避免視線的交流，是社會公認明哲保身的方式。電視新聞上多少一言不合就砍殺的事件，就是出自不必要的一眼？就連孔子也說「非禮勿視、非禮勿言」，違反禮法的事情不看不說；而有些事即便無關禮法，我們也最好蒙上眼睛、摀住嘴巴，各人自掃門前雪雖然冷漠，大抵也不會出什麼亂子。
不要看就能保護自己、就算瞄見也要假裝沒看到，這個習慣直到我長大以後仍然依循。幾年前到台南參加入學面試，火車站附近有許多地下道，其中幾條通往大學和附設醫院的周邊道路。晚上沿著地下道走入城市的地底，頭頂微弱的燈光一閃一閃，每隔一段距離就能看到躺臥地上的遊民。刻意維持著不疾不徐的步伐，眼睛直直地望著前面漫長的走道，不要看，也不要讓他們覺得被冒犯，這樣就好。心裡安慰自己，不盯著他們看是一種禮貌與尊重，但肌肉的緊繃感卻出賣了真實的想法：不看是出自於恐懼。走出地下道時涼風迎面拂來，方才的壓抑一掃而空，不禁舒了一口氣；但總感覺身上染上了奇怪的氣味，並沒有被夜晚的風帶走。
「所以我不是說我要出院嗎？妳──」
我走到怒氣將發的學姊旁邊，小聲地說：「學姊，我是今天值班的clerk，他是我的病人，讓我來吧。」
「他是你的病人？」學姊斜眼看了我一眼，沒有再多說什麼，轉頭大步離開病房。「絕對臥床。」護理師在隔壁床說道，剛才試著幫病人注射藥物的她經歷了不小的抵抗，叫了住院醫師過來，結果演變成一場爭吵。醫院裡老人很多、頑固的老人更多，護理師見過大風大浪，不需要為此停下手邊工作；但吵嚷的病人會影響到其他床休息，她很樂意見到有人過來收拾爛攤子。
「伯伯，我是剛剛來問診的實習醫師。」我走到床尾對他笑了笑。九十三歲男性，下午四點由急診轉入病室，因為有微喘、下肢水腫等症狀，懷疑肺炎併心臟衰竭──這是我問診前僅有的資訊，而後我才得知他是單身榮民，平時住在台北車站，送他來醫院的友人則是他在車站的「室友」。
住在車站？對，我們兩個都是遊民。
這個禮拜寒流來，你們不會冷嗎？不會，有人會送外套、毛毯。
其實在車站過得還不錯，每天都有人送吃的喝的，還常常吃不完。
「我是三年多前開始住在那邊，伯伯比我晚一年。」他一邊安撫病人，一邊回答我的問題。「他跟我一樣是江西人，年紀跟我爸差不多，我就把他當父親照顧了。一直以來都還可以，但最近他的脾氣特別倔，常常跟我們吵架，每天都吵一樣的事。一年前弄了張椅子就睡在上面，死都不肯起來，有次我們發現他尿失禁，尿得整張椅子都是，要拉他起來清理還不要。」
這是我第一次和他們說話。那群我在醫院外從未敢直視的人們，意外地誠懇和客氣。他說伯伯呼吸會喘好幾天了，最近開始意識不清，他和其他朋友死拖活拉總算把他搬上救護車。依據急診的Ｘ光報告，他的肋膜腔積水、心臟肥大，肺部感染也許能夠解釋他的異狀。我替他做了聽診和觸診，但當棉被掀開時，我和住院醫師都嚇了一跳：兩隻腳布滿黑色的魚鱗狀皺褶，像是乾涸的水庫底紋理分明的龜裂。
「伯伯，我是剛剛來問診的實習醫師。」
一個小時前，陪伴的友人說要回車站收拾家當：那兒的南側門每週三要清場洗地板，要是沒把東西搬走，晚上睡在濕漉漉的紙箱上頗不好受。這下好了，幫忙答話的人不在，我得獨自和口音甚重的伯伯對談。
「大夫啊，我要下去洗澡，我不要吃藥打針──」
「伯伯，你現在生病了，要打針才會好得快，好了我們就讓你下床。」我安慰他。
「我不要吃藥，你看我整隻腳跟殺豬一樣，一片一片的。」他情緒突然激動了起來。「是不是吃了心臟病的藥才這樣的？昨天都還沒有的，我不要吃藥。」
一天就生出這麼大片的皮膚病？在我印象所及，沒有藥物有這種副作用，也沒有什麼學過的疾病會有如此迅速的病程。「伯伯，我們明天就幫你檢查，但是你要好好接受治療，這樣我們才能幫你解決問題。」我拍了拍他的肩膀。
「⋯⋯我死在榮總沒關係的。」他突然咕噥道。
「嗯？」
「我簽過遺囑，死掉就把身體捐給榮總做實驗。老蔣死在榮總、李登輝也死在榮總，還有那個裕隆的老闆也死在榮總。有什麼要緊？我也可以死在榮總。」
「我有一個外甥在廣州當副校長，一個在當醫生。他們請了個很厲害的算命師幫我算，說還可以再活五年。我說不要，再活三年就可以了。」說到這裡，他聲音高亢了起來。「三年就好，大夫，你懂嗎？我們家沒有人活這麼久的，我活了九十幾年，再三年，讓我回大陸一趟就夠了。」
我在心裡嘆氣，這時候我倒希望算命師是對的。依照他的病況和生活品質，三年也是相當吃緊。我告訴他，只想再活三年也要配合治療，他馬上聽話地讓護理師打上一支抗生素；隨後慷慨激昂地講起自己的故事，邊講邊比手畫腳、口沫橫飛。
伯伯是和國民政府一起來台的，外甥一家是少數還保持聯絡的親人。他每年往返海峽兩岸依親，甚至在家鄉娶了一個老婆；但基於和老蔣一同進退的堅持，他寧可飛回這裡、在車站打地鋪，也沒有和他口中生活小康的家人們住在一起。直到一年前他的老毛病惡化，才終於下定決心去給當醫生的外甥照顧一段時間。他備好證件、選好日子、向車站的朋友們道別……
沒想到那年春節，新冠肺炎在中國大陸爆發，兩岸全面停止直航。
也就是從那個時候，他不知道從哪找來一張椅子，整天坐在上面發呆。
「他這輩子只在榮總看病。」隔天一早，我在電腦前向住院醫師報告。「雖然聽起來像是幻想，但他說的都跟資料相符。幾年前的門診紀錄記載他每次要回大陸的日期，社工師也說他確實有個配偶長期住在對岸。」
「唔，但是你剛說懷疑他有失智症。」住院醫師摸摸下巴。
「是的。其實他的皮膚問題從小就有了，第一次就診是十六年前。」我點開他數十筆的門診追蹤紀錄，乾燥症、過度角化、嚴重乾燥性溼疹、魚鱗癬⋯⋯雖然每個醫師的診斷不同，但肯定不是這兩天才長出的東西。
「而且，」我苦笑。「昨天我至少聽了七遍同樣的故事。」
不斷重複相同的語句是早期失智症的典型症狀，加上友人提及每天一再上演的爭執，我的懷疑並非空穴來風。前一天晚上，當牆上掛鐘的時針即將指到十一時，我最後一次安撫好病人、走出病房，護理師還特地感謝我替她們省了大麻煩。從醫院回家的路上，我發現口罩裡充斥著一股揮之不去的味道，如同那天在台南的夜裡，身上所沾染的氣息。
護理師說他每天都十分躁動，我得三不五時過去探望，他才願意冷靜下來。一天的傍晚時分，我在病房遇到照顧他的那位友人，便在床邊和他攀談。
「我以前是在工廠工作的。」昏黃的夕陽灑進病房的一角，他看著我說道。「有次在操作機器的時候，突然癲癇發作，手指軋進機器裡夾斷了。」我向下一瞥，果然他的左手五指，都只有一截指節的長度。
「之後沒有人敢雇用我，我租了一間鐵皮屋的小隔間，是違建，但是很便宜。沒想到有天打工回來，房子被拆掉了，家當什麼的都放在裡面。我不知道要去哪裡，騎著車到台北車站散步，晃啊晃，回來發現車子被偷了。」
沒有工作可以做，沒有車子可以往返，沒有家可以回，於是就住在那裡了。他說得很平淡，彷彿那是別人的故事。後來他又打了幾份零工、存了一點錢，但沒有房東願意租房子給遊民住，更別說他帶著一個生病的九旬老人。
沒有人正眼看過他們，也就沒有人能理解他們的需求。在聽過第十二次伯伯的故事後，我發現讓他冷靜最好的方式就是傾聽，可惜醫院裡的人總是太忙，三個小時的陪伴，比不上一支蘿拉西泮。
在輪調下一科前，我走進病房準備和他道別，映入眼簾的卻是奔跑中的人們。他的鼻孔、嘴邊全是鮮血，衣服和被褥早已染上大片深紅；護理師們拿著紗布、被單來來去去，其中一人準備緊急放置鼻胃管，他則驚恐地掙扎著。鄰床的家屬探頭出來張望，門外也有扶著點滴架站著，看得目瞪口呆的病人。
我的腦海閃過急性腸胃道出血的緊急處置：穩定生命跡象後，給予高量氫離子幫浦阻斷劑、體抑素或胃腸促動藥，而後抽血檢查血紅素，必要時輸血⋯⋯然而住院醫師早就開好藥單，站在那裡的我什麼都不用做，也什麼都做不了。稍晚伯伯被推進導管室做栓塞止血，隨後轉入加護病房，在我的負責病患清單中消失。
主治醫師說等他病況穩定就轉去蘇澳榮院，他的友人則希望出院後能找幾個室友，在宜蘭就近照顧他。那邊的房東會接納他們嗎？我不曉得，這個城市對他們僅剩的寬容，就是允許他們在灑掃的日子外，蝸居在車站外的牆邊。如同數年前走過那條彷彿沒有盡頭的地下道，裡頭渾身霉味、無家可歸的人，和富麗堂皇的醫學中心只有幾步之遙。
後來又去看過伯伯兩次。他的床邊掛著大包小包的點滴袋，鼻胃管裡留著殘餘的墨綠色液體；心電圖的儀器規律地嗶嗶作響，和呼吸器的吹氣聲共享他的寂寥。他兩眼無神地盯著沒有開燈的天花板，聽見我走近床邊，便吃力地把頭轉向我，似乎要說些什麼。
我想起他只想再活三年的願望。他的咕噥聲在氧氣面罩裡打轉，我一個字都沒能聽清，只能直視著他憔悴的臉，靠得很近很近。
本文經洪邦喻授權刊登於《醫學有故事》
原文：那些我所不能直視